夙夜鏖戰，讓黨旗在抗疫一線高高飄揚

2月4日，武漢華大病原實驗室東區順利改造完成，進入調試階段。投入使用后的實驗室可大力提升新冠肺炎的檢測速度。

1月29日接到任務，要在5天內完成2000平方米的建設任務，時間緊，任務重。“從未參與過如此高標准的負壓實驗室建設，但是疫情如戰情，一刻也不能拖延！我們必須全力以赴。”中交二航局項目負責人劉宜全表示。身為黨員，他不能退縮。

當天，中交二航局黨委緊急安排在漢的六分公司牽頭，調集一公司、建筑公司、武港院、智行國際等單位共同馳援。這四天，中交二航局緊急調集人員近300名、各類車輛和設備20余台。此時，面對一線緊張的工期，一名名黨員像一面面鮮紅的旗幟，他們沖鋒在一線，戰斗在一線，激發了班組活力，讓大家不懼挑戰，直面疫情。

我爸很支持，他知道黨員要干什麼

衛霄最開始是准備回家過春節的，后來他響應武漢市政府不離漢的號召，選擇了留在武漢值班，因此他也是1月29日第一批知道實驗室建設的管理人員。而在這次的實驗室建設中，黨員衛霄主要負責項目的安全管理和后勤保障工作。

由於時間緊、任務重，因此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人力進行施工，這樣以來，不僅給安排食宿的人增加了困難，也增加了防控病毒的難度。僅僅是住宿的酒店，他們就找了一下午。“這一方面是過年，酒店停止了營業，沒有保潔和值班的﹔另一方面是我們人多，又是在這種特殊的疫情下，他們害怕也很正常。”衛霄說。

后來經過與當地政府溝通協調，並提議讓酒店隻提供房間，自己去打掃，這樣才定了兩個酒店，而此時已經是30日凌晨兩點多了。無獨有偶，吃飯也是一樣，沒有餐館開業，隻能協調給當地機關做飯的餐館做盒飯。

解決了吃住問題，安全問題又成了壓在衛霄和同事們心頭的大石。

“以前現場的安全管理，是看得見摸不著的，比如我覺得這個塔吊沒做好，肉眼也可以看見，拆了重裝或者不要就能解決問題﹔但病毒是看不見摸不著的，即使沾上了，也不能在第一時間發現。”衛霄說，在這次施工中，為了做好預防工作，他在29日當晚連夜制定了《疫區施工安全管理制度》和《防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應急處置方案》，並協調購買了口罩、護目鏡、消毒水等防護消毒用品。

“現在這些資源非常緊缺，不好買。最開始我們隻能採取笨辦法，和淘寶、京東裡面的老板一個個地溝通，感覺就像買彩票。”衛霄說。

為了加強安全防控，衛霄還在施工現場設置了小型醫療站，隨時檢測施工人員的身體狀況，並安排專人每天三次給工人測體溫、對宿舍進行消毒，確保工人的身體健康。

“其實后勤人員更容易感染，剛開始我沒敢跟家人說，怕他們擔心。后來打電話，我媽聽見很吵，不得已才說了，沒想到家人很支持。特別是我爸，因為他也是黨員，他說他明白特殊時期黨員要干什麼。”衛霄自豪地說道。

一波三折，泡面成為關鍵支柱

“接到通知是1月29日晚10點，我正在哄孩子睡覺。”監控量測負責人翟建國說：“家人聽說要去參加建設抗擊肺炎的實驗室，雖然擔心，但也十分支持。我是黨員，就必須沖鋒在前。”

當晚，中交二航局就組織成立了由8人組成的突擊隊，由翟建國擔任突擊隊長，第二天一早奔赴現場。根據現場工作需要，翟建國將本次突擊隊分為5人的設計組，主要負責設計的優化細化、溝通協調、設計變更、現場設計支持，並完成竣工圖﹔剩下的2人組成檢測組，負責現場試驗檢測。

“第一版圖紙是1月31日凌晨四點給我們的，收到圖紙后我們就開始工作，消化圖紙，完成工程量統計，確保能提供清單去採購材料，保障施工。”然而，當翟建國與同事們完成大部分工作后，設計院又在2月1日凌晨四點出了份新圖，而此時距離第二天開工隻有4小時，為此，翟建國與同事們必須挑燈夜戰。最終，他們在4個小時之后提供了第一、二版圖紙的差異和材料清單，並在現場完成了設計交底。

施工人員是各地抽調過來的，也沒有多少時間消化圖紙，上手就干。除了做詳細的設計交底，翟建國還將設計人員分成兩個組，兩班倒盯在現場，除了解答現場提出的疑問，還有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巡視施工現場，找到施工與設計不符的地方，並提醒整改，保証不出現返工，影響進度。檢測人員分兩班值守，保証全天候施工不停，檢測不間斷。“由於日夜顛倒，大家經常會錯過飯點，一碗熱乎的泡面成了大家在深夜的支柱。”

“能快速地干好工作，與大家的覺悟也有關。”翟建國說。原來，在開始組建突擊隊時還缺一名暖通專業技術人員，翟建國便聯系了離武漢比較近的暖通工程師夏銳，夏銳聽到指令后，立即從家裡出發，但由於老家封了路，從老家趕過來又受阻，翟建國便聯系單位開具証明，確保人員全部到位。

哪裡需要就走向哪裡

見到鄧士貴時，他正在實驗室旁的角落裡打電話：“我挺好，您們別擔心。”放下電話，他幸福地笑著說，“一天到晚不是老婆孩子，就是爸媽和岳父岳母。”

鄧士貴是30日中午接到通知的，接到通知時他正在陪小孩看動畫片。“我的家人都很支持我，因為他們看到有很多人都在抗疫一線，都希望能為抗疫做點什麼。”

接到通知后，他便從蔡甸出發，驅車一個多小時緊急趕到項目部參加會議。會上，鄧士貴接到的任務是拿出全部的施工方案、排出進度計劃，並且要把計劃精確到小時。

“雖然排施工計劃並不難，但要憑空想象來排就沒那麼簡單了。”鄧士貴說。原來，此時鄧士貴和同事們手中隻有一張平面圖，並沒有設計院的設計圖。隻知道這個實驗室要求高，但卻不知道如何高。因此，他隻能和同事們按照以往的建設經驗來做方案、拿計劃。

“最主要的是現場要施工的東西太多、太復雜，既有板房安裝，又有暖通水電布設，各種管線縱橫交錯，稍有考慮不周就會漏掉，如果按照漏掉的施工，到最后就會功虧一簣。”鄧士貴說，這次排計劃就排到第二天的凌晨一點鐘，計劃排出來后鄧士貴要根據后來的設計圖進行修改，而每次修改也是修改到凌晨兩點多。除此之外，鄧士貴的工作還有給現場工人做好交底，確保施工的准確性。

1月31日晚，計劃是排完了，但鄧士貴的任務並沒有就此結束，第二項任務便是安排他接待從上海過來的材料供應商。由於做實驗室的材料並不是一般的材料，加上很多供應商都沒營業，以及一大部分材料都供給了火神山醫院和雷神山醫院，因此材料就更加的緊缺。

“為了做到既充足又不浪費，項目部便找來供應商現場核算，確保施工順利完成。”鄧士貴說，當晚，供應商要連夜趕到現場查勘，直到第二天凌晨3點，他都沒睡覺。

2月1日，項目開工后，鄧士貴又化身成為協調人員，與業主和材料供應商協調對接，同時兼現場技術顧問，為現場解答疑難問題。當別人問他，一個人干這麼多活累不累時，他說：“我是一名黨員，當然是哪裡需要就走向哪裡，哪管累不累。要說累，大家都累。”（田本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