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家春駕駛雪地摩托在冰川表面進行科學考察。 　　受訪者供圖

耿通在昆侖站附近開展地球物理調查，布設地震儀。 　　谷鵬飛攝

“雪龍2”號穿越西風帶。 　　新華社記者 陳棟彬攝

張保軍在中國南極科考站。 　　受訪者供圖

　　2024年是我國極地考察40周年。

　　從1984年首次中國南極考察開始，武漢大學先后選派180多人次參加中國39次南極科學考察和16次北極科學考察。今年，武漢大學南北極科學考察團隊榮獲第二十八屆“中國青年五四獎章集體”稱號。

　　近日，記者採訪了其中3名青年科考隊員，他們以青春姿態挺膺擔當，奮戰在南北極科考工作最前沿，為更好認識極地、保護極地、利用極地貢獻智慧和力量。

　　安家春：

　　讓科研更好地服務國家極地戰略

　　在位於挪威斯瓦爾巴群島的一個名為新奧爾鬆的小鎮上，中國極地科考的最北據點——北極黃河站門口的兩頭石獅子十分醒目。去年8月底，武漢大學中國南極測繪研究中心副教授安家春來到這裡，開始為期一個多月的科學考察，重點研究了冰川物質平衡、冰川運動、冰川氣象、冰川化學等問題，圓滿完成各項任務。

　　安家春是一名85后，在武漢大學從事極地科考工作已經將近18年，曾2次參加南極科考，6次參加北極科考。“小時候我總是喜歡捧著地圖看，尤其著迷於兩極的‘探索’。”安家春笑著說。

　　近年來，隨著全球氣候變暖，海平面變化的研究已經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之一，而海洋潮汐數據是研究海平面變化最直接的資料。在2011—2012年的中國第二十八次南極考察中，安家春參與建立了我國在西南極的第一套連續實時觀測驗潮系統。此后，安家春的考察重心轉向北極。

　　“冰川對氣候變化非常敏感，而北極是全球升溫最快的區域之一。”安家春介紹，我國是陸上最接近北極圈的國家之一，北極的自然狀況及其變化對中國的氣候系統和生態環境有著直接的影響。迄今為止，我國共組織了13次北冰洋科考和19個年度的北極黃河站科考。

　　2014年以來，安家春在北極地區主要依托黃河站開展工作。“黃河站所在的斯瓦爾巴地區，境內冰川大部分為亞極地型或多熱型小冰川，對北大西洋暖流的波動和相應的氣候變化十分敏感，是國際上冰川監測研究的重點區域之一。”安家春說，由於每年兩次的冰川監測隻能測算出冰川在冬季和夏季的平均流速，為提高監測的精度和分辨率，他們便在此基礎上開始了GNSS（全球衛星導航系統）冰川連續站的建設。

　　北極地區的冰川消融劇烈，常規的冰面監測站頻繁倒伏，數據存儲和傳輸不穩定，無法獲得連續觀測資料。為此，安家春和科考隊的同事們創造性地將冰川連續站設計為正四面體狀，大大增強了其穩定性，並解決了野外供電困難、低溫下儀器穩定性差等一系列問題。同時，安家春還在我國負責監測的兩條冰川上持續定位24個監測標杆，用於監測冰川物質平衡和冰流速等指標參數。

　　在北極野外開展科考時，春季積雪較厚，可以使用雪地摩托等交通工具，但在積雪消融的夏季和秋季，科考隊員們為了減少對苔原植被等生態環境的干預和破壞，選擇背上裝備徒步往返冰川。“與南極不同，在北極野外作業時還要注意防備北極熊等野生動物的攻擊。”安家春說，科考站專門組織他們進行野外知識培訓。科考隊員隻有在通過考核后，才能外出作業，並且必須攜帶來復槍和信號槍用於防身。

　　“極地是全球環境變化的重要指示器與放大器，也有著豐富的礦產、生物等資源，在科學研究中佔據重要地位。”安家春表示，未來，他和同事們將繼續立足極地，放眼全球，胸懷“國之大者”，用燃燒的青春在這片白色荒原烙下堅實的足跡，為我國的極地戰略貢獻更多青春力量。

　　耿通：

　　向著南極內陸冰蓋海拔最高地區進發

　　8輛紅色車頭的雪地車，用雪橇拖著五顏六色的住艙、生活艙、發電艙等各種功能艙，列隊如一條長龍，緩緩行駛在無垠的白色世界。坐在頭車駕駛艙的耿通，通過手持GPS設備和手機定位輔助軟件，持續為車隊引航。

　　此次南極內陸考察任務由昆侖站（泰山站）隊和格羅夫山隊執行，武漢大學中國南極測繪研究中心研究助理耿通便是昆侖站（泰山站）隊20名勇士中的一員。他們於去年12月16日，從中山站西南7公裡處的內陸出發基地出發，穿越荒無人煙的南極高原，途經泰山站，向著中國南極昆侖站挺進。

　　“這次我的主要任務是執行泰山站和昆侖站GNSS基准站的維護、無人機地形測繪、地球物理調查、麒麟冰下湖探路等工作，為進一步探索南極內陸區域、開展相關科學研究打好基礎。”耿通告訴記者，作為首次參加極地科考的一名95后，他和隊友們一路克服了高寒缺氧、惡劣天氣等諸多困難，深入南極內陸1200多公裡，取得了大量珍貴的一手科研數據。

　　在漫長的征途中，他們白天趕路，晚上就在冰原上露營休息。“睡覺的住艙裡有電暖氣，能夠幫助我們抵御嚴寒，攜帶的物資也比較充足。行程中最大的挑戰還是來自捉摸不定的天氣。”耿通說，這一路來回遇到了多次白化天，這是極地特有的自然天氣大氣光學現象：天地之間渾然一片，人和車輛仿佛融入濃稠的乳白色牛奶裡，視線受到干擾。回程的時候，他們又遭遇了多年來最嚴重的一次白化天疊加地吹雪天氣，能見度不足5米，車隊險些走散。

　　今年元旦這天，他們成功抵達昆侖站，這是人類在南極建設的海拔最高的科考站，盡管正值南極夏季，當地平均氣溫也隻有零下25攝氏度。隊員們在舉行了庄重的升旗儀式后，便馬不停蹄開展一系列科考工作。

　　本次考察，耿通攜帶了100個地震儀，在距離昆侖站七八十公裡處開始進行布設，用於收集震源信號，輔助探測南極冰蓋內部構造。安裝好相關科研儀器后，耿通需要使用手機軟件進行測試等工作，確認儀器布設成功。為了方便觸屏，他每次都會脫下厚手套，隻戴著薄手套操作。有一次從野外回來后，他發現右手幾根手指的指尖處有一大片發白，隨隊醫生診斷為中度凍傷，勸他停止外業工作，否則再嚴重下去可能會失去手指。“相比其他參與過多次南北極科考的前輩們遇到的困難，這點小傷不算什麼，當時心裡隻擔心不能完成任務。”耿通說。

　　返程途中，他和隊友們成功進入距離泰山站120公裡的麒麟冰下湖區域，首次在該區域架設了兩套GNSS跟蹤站，用於監測冰下湖表面流速情況，為探究其內部結構提供數據支撐。

　　耿通上初中時，看到昆侖站建站的新聞，就對這片遙遠而又神秘的土地十分向往﹔前些年他作為學生代表，到位於上海的雪龍基地碼頭送學校參與極地科考的隊員們上船，登上“雪龍”號參觀，便更加憧憬有一天能夠成為其中一員。

　　“現在，接力棒交到了我們這一代人手中。”耿通表示，他將腳踏實地完成學業，在實踐中不斷積累經驗、提升能力，努力追趕前輩們的腳步，向更多極地的未知領域邁進。

　　張保軍：

　　參與建成我國在南極的第五個考察站

　　2月初，南極羅斯海恩克斯堡島海岸邊，主體建筑形似“南十字星”造型的秦嶺站已經初見雛形。氣象預報信息卻讓大伙兒心裡一緊：一場12級的颶風即將來襲！

　　在主體建筑的迎風面，還有3塊幕牆板沒有安裝，必須搶在颶風來臨前完成牆面封閉。武漢大學中國南極測繪研究中心特聘副研究員張保軍和科考隊員們立即行動起來，趕在颶風裹挾著積雪呼嘯而來之前，安裝好了最后一塊幕牆板。

　　對極地瞬息萬變的天氣，今年35歲的張保軍並不陌生。2013年11月，當時還是武漢大學中國南極測繪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的張保軍隨中國第三十次南極科學考察隊來到這片“白色荒漠”，執行科考站建設及維護等越冬任務，一干就是一年半。

　　“南極大陸遠離人類居住地，在野外隻能生長一些地衣等低等植物。在南極工作，不僅要經受物資補給匱乏、與世隔絕、通信不便等生理和心理層面的考驗，還時常要面對各種突發狀況。”張保軍說，第一次去之前，科考隊專門組織他們到東北開展適應性訓練，學習在冰天雪地中挖雪洞、垂直攀登、野外宿營等。此次再赴南極，盡管已經做了充分准備，意料之外的情況仍時有發生。

　　去年12月6日深夜，他和隊友們乘坐“雪龍2”號破冰船，抵達羅斯海新站附近海域。“南極的夏季從每年的11月持續到次年的3月，白晝時間長，氣象條件相對較好，是我們建站的寶貴窗口期。”張保軍說，抵達之后，他們一邊卸貨，一邊迅速投入新站的建設。不管崗位是管理、科研還是后勤，所有人都要到施工一線。

　　用於主體建筑的幕牆板保護膜，在國內用手輕輕一撕就撕下來了，到了南極極寒干燥環境下，一塊板要撕兩個小時。為了提高效率，科考隊員們嘗試用電熱毯焐、用暖風機吹，最后燒一鍋熱水澆上去，將每塊板的撕膜時間縮短到10多分鐘﹔安裝建筑固定板上的檁條，需要用手電鑽將自攻螺絲打入數毫米厚的鋼板中，在零下10多攝氏度的環境下，大家用手壓著將螺絲一點點打進去，一天下來，手腕幾乎都是腫的……

　　經過100多名建站隊員52天的晝夜奮戰，2月7日，我國在南極的第五個考察站——秦嶺站正式建成並投入使用。這是繼長城站、中山站之后我國第三個南極常年考察站，填補了我國南極科考布局的空白，將為評估南極生態環境和氣候變化提供基礎支撐。

　　張保軍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極地冰/冰架物質平衡研究，除了參建秦嶺站，此次他還負責海上驗潮站和GNSS跟蹤站的建設，並開展相關科研工作。“我們乘坐駁船，在距離海岸50米、水深約10米的位置布放了驗潮儀，用於潮汐的觀測和預報，海水的溫度、鹽度、壓強、海平面變化等數據監測。”張保軍說，驗潮儀布放過程中，還遇到線纜短路等問題，經過不斷調試和維修，一周后驗潮站終於採集到首個觀測數據。

　　“利用衛星遙感數據及現場觀測，結合驗潮儀、GNSS等設備採集的數據，相互印証和分析，可以幫助我們更加精准地監測南極冰蓋、冰架物質平衡和變化情況，進一步弄清楚其中的機制原理。”張保軍說，后續他將持續跟蹤觀測，用好此次科考相關成果解決科研難題。

　　

　　版式設計：沈亦伶

　　《 人民日報 》（ 2024年05月12日 0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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