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代人接力編纂,十余載苦心追尋
為海外流散青銅器建檔(文化中國行·人文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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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鳳瀚(左一)和團隊成員在海外考察青銅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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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藏中國青銅器集錄》全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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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鳳瀚給器物分型定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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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青銅重器“柉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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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早期酒器“子之弄鳥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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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后期“先方鼎”。 |
“茫茫流散在海外,秩秩斯歸於中華。綿綿金石之集錄,翼翼吾輩此生涯。”參與編輯《海外藏中國青銅器集錄》(以下簡稱《海外》)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許佳瑩在編輯手記裡寫下這段文字。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所資料室裡,《海外》擺滿整整3排書架,一冊一冊摞起來,比一人還高。
2026年4月,這部凝結兩代學人心血的皇皇巨著正式對外發布。尋訪10多個國家,歷時14個春秋,《海外》收錄自二裡頭文化時期至漢代的2.3萬余件器物,首次實現海外藏中國青銅器的系統匯集。
“為文物立檔,為歷史存証。”《海外》主編、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朱鳳瀚一語道盡初心,“要摸清我們的家底,對海外藏中國青銅器有更加完整全面的認識。”
一條14年的“尋寶”路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中國”一詞最早的文字記錄,便出於西周青銅器“何尊”。
青銅器是中華文明的重要文化符號,自古被視為王權的象征、傳國的寶器。《史記》記載:“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直至今天,“一言九鼎”“問鼎中原”還是人們常用的成語。
“很多文字,是通過青銅器保留下來的。豐富的史實和思想文化借青銅器這一堅固載體得以留存,成為出土文獻的重要組成,使漢字系統得到傳播。”朱鳳瀚說。
近代以來家國動蕩,戰爭掠奪、走私販賣、古董變賣……大量青銅器被迫遠離故土,漂泊海外。許多絕世珍寶變成海外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令人扼腕。
《海外》中收錄的西周青銅重器“柉禁”便是其中之一。這套由禁、尊、爵、斝、盉、觚、角等組成的國寶,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青銅禁與配套酒器,僅此一套。它出土於陝西寶雞,曾為晚清大臣端方收藏,后被其后人變賣流失,入藏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柉禁”不是孤例。近代以來,多少國寶以類似方式離開故土?又散落在何處?追尋它們的下落,成為壓在中國學者肩頭沉甸甸的文化使命。
“當時,國家文物局要做海外文物調查的大項目,青銅器是其中一個大類。”2012年,這個任務委托給了北京大學,由朱鳳瀚做負責人。他隨即召集張經、韋心瀅、李剛、張浩平、劉麗等有很好學術專業基礎的年輕學者,組成最初的研究團隊。
漫長的尋寶路,一走就是14年。
長期以來,海外青銅器除少數見於著錄外,絕大多數散見於各類零散出版物,信息不全、登記記錄標准不一。要在最大范圍、盡最大可能地搜集、整理、著錄,無異於大海撈針。
德國、法國、英國、美國……海外調查總是艱辛的。“每到一個地方,我們都夜以繼日,白天分頭帶著相機採錄信息,晚上回來相互交流情況。有時在超市買了面包火腿,回來擺在房間地毯上就吃了。”朱鳳瀚記憶猶新。
2016年2月,項目順利結項,一份海外藏中國青銅器調查報告形成。但對朱鳳瀚團隊來說,這個工作實際才剛開了個頭。
“為了學術。”朱鳳瀚說,“我們希望獲得更多海外青銅器的資料,以此為基礎編一套書,供學界使用。”就這樣,《海外》的編纂、出版被提上了日程。隨著編纂工作日趨繁重,幾名更年輕的學者陸續加入了編纂團隊。
一器一檔——這是項目團隊從最初就確定的著錄體例。要給每一件青銅器打造一份可追溯、可核驗的專屬“身份檔案”——高清圖像、器名器型、時代、完殘、尺寸、重量、主紋飾、銘文字數與釋文(如有)、出土地、存藏地、收藏者、流傳經過、海外著錄情況以及備注……
為流失海外的青銅器立檔,就是在補全中華文明史。不少傳世名器下落不明,或是以往著錄中隻有銘文拓本,它們長什麼樣,無人知曉。
團隊成員、北京大學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所助理教授楊坤找到書中的一件“旨鼎”,他指著其上“旨作寶彝”的銘文說,“我們把銘文和青銅器對應了起來,找尋過程中類似的故事還有很多,我們常會驚喜地發現某件大名鼎鼎的青銅器原來長這樣。《海外》為它們補上了器形照片、銘文照片、現藏地與著錄信息,這些都是以往學界不了解的。”
而回憶起“立檔”的過程,助理教授張天宇則將它形容為“一針一線的細活”:“一本本地掃描、錄入海外圖錄,登錄一家家海外博物館官網,核查器物資料﹔一場場地追蹤海外拍賣行的拍賣,有青銅器就第一時間關注……”
確如大海撈針的工作,總有人躬身入海。
1太字節圖書資料電子文檔,200千兆字節青銅器照片資料……掌握了海量數據,如何讓它們統一體例、規整排序、查閱有據?新的挑戰,才剛剛開始。
一套60冊的學術巨著
張天宇還記得2021年剛加入項目組的那段日子。“當時主要做兩件事。一邊繼續搜集新資料,一邊對原有的資料查漏補缺。”
寥寥數語,說易行難。
與此同時,《海外》基本框架成形,完成初審進入一校。團隊每個人都同時承擔校稿任務,又各有分工:張經承擔全部資料的統籌管理與多種附錄的制作,韋心瀅核對全部日文著錄信息,李剛獨力承擔北方式青銅器各卷的編纂,張浩平負責電子數據庫制作與維護,劉麗偏重於西文著錄的翻譯、編錄以及項目組對外交流,楊坤核實、校定銘文,張天宇負責資料增補、全書行文風格統一及與編輯組之間的溝通,博士生王學森具體制作了全部型式分類示意圖和圖像目錄。
“這幾年,海外博物館紛紛加快數字化進程,大量的館藏信息公布。”張天宇說。團隊開始新一輪的地毯式檢索,這也是《海外》體量不斷擴充的重要原因。
查漏補缺的方法則更像“手搓”——買書、借書、掃描。“做學問的人,本來就要盡可能全面地佔有資料。”張天宇說,“拿到一本新書,先看參考文獻。”一長串書目裡,只要有一個不熟悉的名字,新的目標就出現了。
新資料來了,要比對、辨偽、錄入、歸類﹔舊資料有缺漏的,要補圖、補信息、校正﹔紙質校樣上的批注批紅要處理,器形電子圖片的格式和清晰度要統一,青銅器銘文拓本、照片要核對精選……
從一校到五校,時間又過去了5年。
北京大學人文學苑一號樓,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所資料室的燈常常亮到很晚才熄。團隊成員白天要正常教學、科研,晚上則回到長桌前挑燈夜戰。
一摞又一摞的校樣在內容校訂、增補的過程中不斷調整,一校時的35冊,變為最終出版的60冊。年輕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團隊,也為這套大書的出版傾注心血。“編撰之難,在其漫長,在其浩瀚,在其充滿變數”,許佳瑩感嘆,“更難之處,則在於浩瀚與變數之中,以穩定的體例和表述一以貫之”。
做一套巨著,如何分類、排序,是一道必答題。《海外》要做的,是讓每一個翻開它的人能快速定位、准確比對。朱鳳瀚和團隊成員討論、商議,選定了青銅器型式分類示意圖和圖像目錄,它讓散落海外數量龐大、器形復雜的青銅器有了統一的分類標准,被納入這一“青銅器類型學演化譜系”,這在青銅器著錄工作中是一項開創性、具深厚研究基礎的新的分類方式。
2024年末,型式分類示意圖和圖像目錄內容初定。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所資料室內,朱鳳瀚的手稿全部鋪開,擺滿了一整張長桌。
隨手翻開《海外》任何一卷,都能看到這樣一組組表格:器號、典型器圖像、類型、說明、頁碼。王學森說,“從制作到定稿,圖像目錄前后一共4版。一改全改,一動全動,每一版都比前一版更細、更准、更完整。”
一項百年學人接力的事業
20世紀20年代起,一代代學人矢志不渝,系統性搜集、整理流散海外的中國青銅器,從未停止過記錄與追尋。羅振玉、容庚、陳夢家……海外藏中國青銅器整理的百年歷程上,寫滿大家之名。
“早年學者的著錄,去重后總量在3000余件,《海外》最終系統梳理的數量是2.3萬余件,是以往所有同類著作所收錄數量總和的數倍。”楊坤說。
從3000到2.3萬,兩個數字,見証的是百年學人為國寶勘証溯源的薪火相傳和拳拳之心。
不圖名利,不計得失,支撐他們的,不過是兩個字——“應該”,應該有人去做這件事。於是,他們懷著滿腔熱忱,以嚴謹的治學精神,將流失海外的國寶一件件“找回”。
“這部《海外》不僅填補了海外藏中國青銅器整理的空白,更培養了一支專業的學術梯隊,為后續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李零說。
對海外流散青銅器“應收盡收”,除青銅容器、樂器及兵器外,《海外》還收錄青銅車馬器、工具與雜器﹔專門整理“北方式青銅器”,將青銅器研究視野拓展到“多元一體”﹔參考文獻3000余本(篇),形成完整知識鏈,方便后續研究者“按圖索驥”……於學術研究而言,這份“基礎材料”的分量不必多言。
《海外》收錄有銘青銅器3462件,其中有不少是國內學界此前缺乏了解的。
2001年,山西省破獲一起文物盜掘案,公安機關繳獲一部分青銅器,器身均鑄有“先”字銘文,出自浮山縣橋北村的商代墓葬,墓內青銅容器、兵器大多不知所終。項目組在搜集整理器物的過程中,發現了這批“先”器中的15件,通過整理流轉鏈條和收藏時間,發現和被盜掘時間吻合,根據青銅器的形制、紋飾,確認其基本歸屬殷墟文化二期,為了解商王朝經略西土的年代提供了可靠學術証據。
散落天涯的流失文物,實現了另一種意義上的“團聚”。“對於文物追索,這就是一條清晰的証據鏈。”楊坤說,“我們第一次系統、全面、清晰地看見海外藏中國青銅器的整體面貌。厘清每一件器物的‘身份檔案’與‘流傳履歷’,既是對文化遺產損失的如實記錄,更為未來的文物返還提供堅實的學術支撐。”
這是一項維護文化主權、促進流失文物回歸的國家使命。讓流失海外的瑰寶,有籍可考﹔讓文物回家的長路,有學術為燈。
“青銅器的研究是幾代人做的,我們無非是在海外資料上做了一些更多的工作。”說起這14年的歷程,朱鳳瀚像在講一件再尋常不過的事,“國外有收藏中國文物與做中國文明研究的博物館與研究機構,我想他們會買這部書,會更深刻地了解中國青銅器的學術與藝術價值。”
接力棒遞到了年輕人手裡。以《海外》數據為基礎的“海外藏中國青銅器”專題數據庫建設已經提上日程。利用大模型對青銅器器形、紋樣、銘文進行智能識別與分析,正在從設想一步步走向現實。
流散在遠方,錄集於家鄉。“我們常說,《海外》出版的那天,也是修訂本啟動的日子。這項工作沒有止境,我們會一直繼續下去。”楊坤說。
《 人民日報 》( 2026年08月23日 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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