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便是面对着庞大的人口规模以及由此而来的复杂多元的社会结构。因此，如何实现巨大人口规模基础上全体人民的现代化，是对党的领导能力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巨大考验，需结合对中国社会结构状况及其变化趋势的系统把握来稳步推进。

所谓社会结构，是指构成社会的各个要素或主体相互之间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这些由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个人组成的群体和组织，是影响社会走势的重要力量。可以这样理解社会结构与一个社会的现代化历程之间的关系：经济、技术、环境的变化带来各个社会群体或主体、社会组织及其相互间关系的变化，也即社会结构的形成与变化，进而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构成推动或阻碍。

让我们把视角投向当代中国，中国的社会结构及其演变对我们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又带来了怎样的机遇和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资源配置机制从计划机制占主导转变为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相应地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也从改革开放初期的通过推动各类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以促进各要素优化配置进而推动经济增长，转变为开始依靠技术创新、新技术应用以形成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典型如我国数字经济从2008年开始迅速增加，2011年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超过20%，2020年占比更是达到了38.6%。经济、技术、环境的变化牵连着中国社会结构也相应变化：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来看，三大产业占全国GDP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三足鼎立，到2020年第一产业大幅缩减和第三产业的大幅增加，第二产业比重保持稳定，由此形塑了相应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方面，我国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城乡人口二八开，发展到目前的城镇化率高达60%以上的城乡人口七三开；与此同时，社会阶层结构也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元的转变。简言之，经济、技术、环境等方面的变化，导致中国社会在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社会组织形式、交往形式等方面的变化，并催生新社会主体的产生，导致不同社会主体相对位置和相互关系的变化，社会资源也将会越来越多地以新的机制在新的主体结构之间进行分配。这些变化意味着原有的社会权力结构和社会利益结构都将因此而改变，原有的结构、格局、利益和权力都将受到巨大冲击，势必对未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当前，我们已经踏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对于西方社会在现代化历程中所呈现的活力有余而秩序混乱，经济发展较快但社会矛盾频发的问题，我们需要引以为戒，扬长避短。应如何协调发展与秩序的关系？社会学家潘光旦指出，活力与秩序的关系问题，归根结底是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个体的人格大致由共性、个性、性别三方面组成，群体或社会生活也有三个方面：秩序的维持、文明的进展、民族的绵延。个人的三方面与社会的三方面一定程度上构成因果关系：社会秩序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共性，社会的进步基于个性之异，而族群的绵延又依赖两性的分工合作。这样一来，活力与秩序的关系问题便可转化为：如何基于个性之同来维持社会和谐，如何协调与发展个性之异以推动社会进步。

马克思关于如何协调人与社会之关系以确保社会秩序与活力也有着深刻论述。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未来社会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作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思想理念对于如何协调个人与社会之关系以实现社会治理活而不乱、活跃有序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例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如何实现复杂社会的简约有效治理就有着丰富的经验智慧。

这些思想理念为不同个人和群体之间协调关系，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开阔的视野和深厚的文化基础。要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如何协调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思想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新征程上加强公民个人道德建设和社会建设、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进行深入研究，为正确处理活力与秩序的关系提供理论支撑，具体可从如下方面入手：

为弱势群体提供生存保障，要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丰富和畅通社会各类职业、各个群体、各类阶层的连接，在个人与社会、民众与国家之间建立良性的沟通与互动关系。为此，需要增强人民群众发展能力，畅通向上流动渠道，拓宽各种民主参与和意见表达的合法渠道。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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