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石窟，巍然聳立在山西大同武周山下。夕陽西下，從石窟前的腳手架上下來幾名年輕人，提著手提箱，坐上最晚的一班車，回到東側的二層小樓。這裡是2021年新成立的雲岡研究院。

作為專門負責雲岡石窟保護、研究與管理的工作機構，雲岡研究院承擔著雲岡石窟保護、研究、監測、展示，統籌雲岡學建設發展和區域性石窟保護的職責。這裡活躍著一群年輕人，他們耐得住性子，在毫厘之間修復文物﹔他們操控先進設備，用數字化手段重現文物光彩﹔他們在書籍與瓦礫之間，探索一個個未解之謎……

戴宇翔：

“努力做一名為文物治病的‘壁畫醫生’”

伏在案前，穿著白大褂的戴宇翔眉頭緊皺，左手捏著吸耳球，右手握竹刀，一點點將壁畫顏料層上方覆蓋的白灰層剔除。

“可別小看這個吸耳球，它本來是在耳鼻喉科使用的醫用工具。”戴宇翔輕輕捏動吸耳球控制吹風方向，“它在剔除操作中能幫助我們隨時吹走剔除掉的白灰碎屑和粉末，避免出現誤剔情況。”

戴宇翔是雲岡研究院的一名彩繪泥塑文物保護修復師，“我要努力做一名為文物治病的‘壁畫醫生’”，對壁畫“望聞問切”，量身定制開出“治療處方”，讓被“治愈”的壁畫能再次“活起來”。

壁畫修復師的工作分為兩部分，首先是在壁畫原址上進行修復，如果壁畫原址破壞較為嚴重，則會把壁畫揭取下來，在室內進行修復。

每次修復，戴宇翔都頂著巨大的壓力。四年前，他參與揭取大同市內一座北魏墓葬壁畫的工作。進入墓室，他們發現情況很不樂觀——壁畫已出現大面積的剝離脫落。看著碎落在地的壁畫，戴宇翔和團隊成員決定採取考古提取的方式，在地面用打網格方式對壁畫進行逐層提取，每一網格對應放好一盒壁畫的碎片，最多的一個網格內提取了九層壁畫碎片。

能不能修復如初？回到修復室，看著一堆碎成顆粒狀的殘片，戴宇翔心裡沒底。每一步都要嚴格遵循壁畫修復的原則——保証文物的原真性，有依據的壁畫碎塊可以進行復原，沒有依據的絕不能憑想象“做美容”。任何一個環節出錯都可能使后續工作量呈現幾何式增加。

和團隊成員商討后，戴宇翔決定先將本盒內的壁畫盡量拼接完整，再依次進行上下層、左右層的拼接。拼接壁畫這一步看似簡單，其實不然。一面壁畫上，每片區域掉落的時間不同、掩埋條件各異，會導致壁畫發生變色。如果僅根據顏色或圖形進行拼接，極易走入誤區。

“壁畫開裂后邊緣會形成茬口，我們根據嚴絲合縫的茬口信息進行拼接，顏色、線條等因素隻能起到輔助作用。”戴宇翔解釋道，將小塊碎片歸集為大塊后，才能進行整幅壁畫的預拼接，在腦海中模擬還原出它原先的面貌，預拼接結束后，再逐步將壁畫進行轉板。

最終，團隊歷時六七個月的修復過程，壁畫還原至原貌的90%，戴宇翔自豪滿滿。

壁畫修復工作枯燥、繁瑣，是什麼讓戴宇翔一干就是十年？他說，熱愛是最大的內驅力：“我常會想象自己是一名古代的工匠，沉浸在千年前古人的工作狀態。”

戴宇翔精湛的技能，來源於壁畫修復師一代代的傳承。

在一次古代壁畫保護修復培訓班中，戴宇翔遇到了對他職業生涯影響最大的老師——敦煌研究院的專家樊再軒。培訓時，樊老師手把手地教他具體的修復技巧。一次，樊老師帶他練習如何填充壁畫殘缺的部分，戴宇翔原本想得很簡單，但一番操作下來發現，自己填充后的壁畫，表面干了之后邊緣會翹起，與樊老師做的成品效果天差地別。

看似簡單的操作動作，卻內含玄機。在樊再軒手把手指導下，戴宇翔摸索出手的力度可以控制修復刀的不同部位，著力點直接影響填充細泥的位置，在力度適宜、位置准確的情況下，填充后的壁畫邊緣將不會發生起翹。

“現在，我在帶學生的時候，也會手把手地教他們，把壁畫修復的技能繼續傳下去。”戴宇翔說。

李麗紅：

“數字化工作常常帶給我別人看不到的驚喜”

戴上VR眼鏡，置身於高台之上——這是石窟的明窗部位，眼前是高大雄偉的雕塑，移步換景，周圍有無數小龕和姿態各異的小型雕塑。那些在景區需要抬頭端詳的雕塑，此刻近得仿佛能貼住鼻尖。

雲岡研究院數字化保護中心展示大廳，布滿了雲岡石窟數字保護的工作成果。VR體驗是數字化保護中心工作人員李麗紅覺得最有趣的一個。

千年風吹雨打，讓許多石窟的面貌遭到了破壞。近年來，雲岡研究院推進石窟數字化工作，讓更多人看到雲岡石窟，也為后人留下更加完整的文化遺產。

李麗紅畢業於太原理工大學測繪相關專業，來雲岡石窟已經7年，參與了雲岡石窟多個大型石窟的數字化工作。“看，這就是我們的室外作業工具。”在櫃子上，記者看到一些大小不一的設備：有相機，還有帶著“鏡頭”的黑色長方體。這些是近景攝影測量設備和三維激光掃描儀，有的是手持設備，有的是站立式設備，都是數字化採集不可或缺的工具。

李麗紅清晰地記得自己第一次進行數字化採集是在第十五窟，洞窟高度達17米。背著沉重的設備，和同事們爬上15米高的工作平台那一刻，她忽然覺得有些恐高。“當時搭設的工作台沒有現在這麼穩定，幾個人在上面走，平台還會晃動，有時甚至得一手握住鋼管穩住身體，另一隻手拿著設備進行全方位測量。”李麗紅回憶。

在李麗紅看來，這份工作有很多“治愈”的時刻：“石窟已經走了很多次，但數字化工作常常帶給我別人看不到的驚喜。有一次，我在第十七窟平台上做數據採集，發現內側有一尊非常精美的小菩薩雕像。這是以前在地面時我發現不了的。那一刻，我覺得自己的工作很有價值。”

白天測量，當天晚上還得及時處理採集回來的數據。“數字化工作需要實時採集、及時處理。”李麗紅說，“這樣就能及時檢查數據有無錯誤和缺失，以便第二天能夠及時補採。”

雲岡石窟雕塑大多為高浮雕，數字化採集難度大，信息量也大，雲岡研究院因此建設了基於圖形處理器高算力的數字雲岡先進計算中心。李麗紅打開電腦，點擊鼠標展開操作，大量的石窟照片、數據通過運算、建模，逐漸生成一個個3D模型。

三年來，雲岡研究院完成了多個石窟的數字化採集項目。其中第十三窟數字化重建與三維信息系統構建項目，攻克了國內大型單體高浮雕石窟寺的整體洞窟高精度三維建模的技術難題。目前，雲岡研究院已完成雲岡石窟總量超一半的高精度數字化採集建檔，數據精度可達到8K、0.03毫米，實現了珍貴文物信息的“永久保存、永續利用”。

展廳內，一台小型3D打印機正在工作。在平台上，已經有部分白色的材料形成了一個平面底板。李麗紅介紹，3D打印一般使用可降解材料，輸入前期處理好的模型信息，材料在機器高溫下熔化，會自動從下往上堆積打印。“這是一個小的模型，還需要10天才能完全打印完成，而許多大型的石窟打印時間則以月計。”

數字化讓雲岡石窟在越來越多的地方落地生根。在山東青島城市傳媒廣場，矗立著雲岡石窟1︰1復制的第三窟，這是世界上首次使用3D打印技術實現的大體量文物復制工程。在北京建筑大學的校園、廣東深圳的博物館、上海的美術館……數字化，為雲岡石窟插上了藝術傳播的翅膀。

雲岡石窟十幾人的數字化團隊成員，大部分都是年輕人，有計算機專業、測繪專業，也有藝術專業，隊伍多元多樣。“就像3D打印的雲岡石窟一樣，我們的隊伍還在持續壯大。”李麗紅笑著說。

吳嬌：

“在學術探索中還原歷史，很有成就感”

在雲岡研究院歷史與民族融合研究中心辦公室，記者見到了吳嬌，一張圓圓的娃娃臉，戴著一副金屬框眼鏡。吳嬌的辦公室裡堆滿了書，她一邊整理，一邊解釋說：“這是窟前的考古報告，最近到了收尾階段，我們在抓緊整理。”

“坐冷板凳”，是對學術研究這一行常見的概括。整理考古報告，根據報告中的信息去描述文物遺跡的狀態，有時候得畫圖表，翻閱大量其他資料。坐、思、寫，幾個字幾乎就能總結吳嬌的工作日常。

9年前，吳嬌從山西大學考古學專業碩士畢業，進入當時的雲岡石窟研究院歷史與民族融合研究中心工作。剛來的半年，為了豐富工作經驗，在做一些基礎研究工作之外，她被安排的最主要工作是在景區內做講解員。“那時我參加的考古活動還不夠多，讀的書也還不夠，特別需要針對性的補習。”

對吳嬌來說，這是一段難忘的經歷。每天帶游客參觀，從雲岡石窟的歷史背景講到石窟的雕塑藝術。有一次，吳嬌帶游客參觀第六窟，有一個游客非常感興趣，參觀了很久之后忽然提問道：“為什麼這個石窟的上方，雕刻這麼多站立的佛像呢？”吳嬌當時愣住了。第六窟是雲岡石窟雕刻內容最豐富的一個石窟，被譽為“第一偉窟”，這些重點內容她都知道，但對於上面這些站立著的雕像，她平常確實沒留意。

當時沒能給出答案，回去就查資料。吳嬌發現，許多關於第六窟的研究資料都提到了《法華經》。“答案會不會在裡面？”找來仔細閱讀研究，果然發現了答案。

“做學術最重要的是要有問題意識。”吳嬌感慨道，那段做講解員的經歷，開啟了她在雲岡石窟的學術之路，也引發了她對經典著作的重視。與學校裡不一樣，研究者一定要知道一個問題該讀什麼書、怎樣去讀書。研究雲岡石窟不能僅僅從石窟裡找答案，還需要具備發散思維。

吳嬌笑著說，游客的問題，讓她知道有那麼多人關心這座偉大石窟的點點滴滴，還有那麼多未解之謎等待著她，這一切都督促著她尋找答案。

這幾年，吳嬌參與了《雲岡石窟全集》編寫、窟頂與窟前考古報告整理等多項重要工作，她越來越意識到，自己的這份工作十分重要。

“看到這些碎片了嗎？歷史的答案就藏在其中。”吳嬌從櫃子上的收納盒裡取出一個塑料袋，袋子上注有數字標記，裡面是一塊灰色的陶片。這樣的收納盒，堆滿了四周的櫃子。

“一個看起來破損的石片，內容卻非常豐富。面對上面線刻的動物形象，你會不由自主地思考，這是什麼動物？這個石板是用來做什麼的？這就很有意思了。”

2008年以來，雲岡石窟進行了幾次重要的考古，讓很多問題有了答案。“在學術探索中還原歷史，很有成就感。”這幾年，吳嬌正在攻讀山西大學雲岡學研究院博士，她渴望通過學術能力的提升，在未來獲得更多發現。

版式設計：沈亦伶

《 人民日報 》（ 2024年03月31日 0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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