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墩墓出土“內樂”漆木虎座。 　　范常喜供圖

　　武王墩墓所見“樂府”“外樂”“內樂”等文字資料，加深了我們對古代音樂史的認識。隨著越來越多出土文獻的發現與刊布，古代中國早期的音樂面貌會變得越來越清晰    

　　

　　安徽淮南武王墩墓出土了不少“音樂文物”，如編鐘、編磬、鐘虡、磬架等。部分文物上出現了“樂府”“外樂”“內樂”等音樂機構的文字，對我國音樂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價值。

　　武王墩墓槨蓋板上、槨室內側牆板及底板上發現了大量墨書文字，這些文字標示著槨室每根板的位置、次序和槨室的功能，其中“北樂府”“中樂府”便是音樂機構的名字。

　　“樂府”機構名稱早已見於出土資料。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園發現了一枚編鐘，鐘鈕上刻有“樂府”二字。這不僅佐証了秦代已設有“樂府”機構，也糾正了《漢書·禮樂志》中漢武帝時“乃立樂府”的記載。2004年，考古工作者在西安神禾塬秦陵園發現了“北宮樂府”殘石磬，認為該磬應是咸陽宮殿區北宮的一套樂器，並推論“樂府”的建立應該在戰國晚期或略晚一些。2018年，考古工作者在秦代咸陽城府庫建筑遺址又發現大量石磬殘塊，其上亦多見“樂府”“北宮樂府”等銘文。西安相家巷遺址陸續發現的秦封泥也有“樂府”這一職官，如“樂府”“樂府丞印”等。這些出土文字資料進一步証明了秦代“樂府”的存在。

　　秦漢簡中也有對“樂府”的一些記載。比如，2015年刊布的岳麓書院藏秦簡律令中也有與“樂府”相關的內容，如“虜學炊（吹）……沂陽及在左樂、樂府者，及左樂、樂府謳隸臣妾，免為學子、炊（吹）人。”此處簡文是對左樂、樂府兩個機構及其他縣區中具有演奏樂器技能人員的規定，使我們對秦代“樂府”機構中的人員構成加深了認識。2006年刊布的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則記載了西漢初年“樂府”職官的秩級，與“寺”“車府”“內官”等“秩官各六百石”。由於漢承秦制，故此推測，秦時的“樂府”職官的秩級可能亦如此。

　　武王墩墓所出“北樂府”“中樂府”等文字資料說明，當時的楚國設有“樂府”。照此看來，戰國時期的其他各國很可能也設有這一音樂機構。

　　武王墩墓還出土了一對青銅立虎鐘虡，其上刻有“阜平君外樂”等文字。傳世文獻中雖未見“外樂”一職，但在出土秦封泥及張家山漢簡、胡家草場漢簡、益陽兔子山漢簡等有所體現。

　　秦封泥中僅存“外樂”官名，缺乏前后辭例，故研究者對於其具體職掌及其與“樂府”的關系無法得出確切結論。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奏讞書》為“外樂”提供了前后文語境，但研究者對其所屬及掌管事項仍存在分歧。根據《二年律令·秩律》簡文可知，漢初“外樂”秩級是八百石，“樂府”是六百石，“外樂”秩級明顯高於“樂府”。《奏讞書》中記載，秦王政元年十一月，一個名為“講”的刑徒到“外樂”官署服更卒之役。此案例再次印証了秦時已有“外樂”官署，而且這一官署具有管理樂人的職能。

　　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7號井出土的西漢初年漢律木牘上，出現了“外樂律”的名稱。“外樂律”的律文則見於胡家草場漢墓出土的法律簡，該律文規定了漢代宗廟祭祀時雅樂舞蹈的樂舞人數、選取標准和教授人員等。這說明當時的“外樂”職掌宗廟祭祀所奏雅樂。“外樂”律的發現填補了西漢法律文書材料的空白，對研究當時的宗廟樂舞等禮儀制度十分重要。

　　武王墩墓出土的青銅鐘虡上的“阜平君外樂”銘文，具有明顯的三晉文字特征。“阜平”位於今天的河北省阜平縣附近，戰國時該地曾先后屬中山國和趙國，故銘文此處的“阜平君”可能是中山國的封君。該地區被趙國吞並后，阜平君的宗廟樂器亦被趙人擄走。楚考烈王熊完曾於公元前257年命春申君率兵救趙，接著又救魏國於新中，並進攻秦國汾城，大破秦軍。此舉延續了趙國國祚，屬於大恩。楚考烈王去世，趙國很可能會有賻赗。因此，這兩件“阜平君”鐘虡不排除是以這種方式被葬入了武王墩墓。

　　武王墩墓出土漆木虎座上還書有“內樂”二字，為出土文獻中首見。學界在討論“外樂”時多涉及與之相對的“內樂”，或從空間角度理解，認為其為行政中樞與王室生活中心以內職掌樂事活動的機構﹔或從音樂類別的角度理解“內樂”，認為其職掌宮廷、宴饗之樂。其實，“內樂”或可從古璽、封泥中與“內”“私”有關的職官名中得到解釋。璽印、封泥中多見“內府”“內官丞印”“大內丞印”“內史之印”“私府丞印”“北宮私丞”等印。此外，睡虎地秦簡《金布律》也有相關內容：“都官輸大內，內受買之，盡七月而觱。”研究者大都認為與“內”有關的職官執掌都城及中央政府的事務，與“私”有關的職官則服務於皇室生活起居。

　　據此推測，“內樂”或負責楚王室宮廷、宴饗等樂事活動。后代傳世典籍中也有“內樂”一職，如杜甫《千秋節有感二首》：“仙人張內樂，王母獻宮桃。”唐代教習音樂、管理藝人的“教坊”也分內、外，“內教坊”設在宮廷中。這些記載中的“內樂”很可能與武王墩墓文字資料中的“內樂”有相承關系。

　　綜上所述，武王墩墓所見“樂府”“外樂”“內樂”等文字資料，加深了我們對古代音樂史的認識。近年來，有不少“樂”類出土材料得以刊布，如上博簡中的《採風曲目》、清華簡中的《五音圖》《樂風》、王家咀簡中的“樂譜”簡等。我們相信，隨著越來越多出土文獻的發現與刊布，古代中國早期的音樂面貌會變得越來越清晰。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

　　《 人民日報 》（ 2024年07月20日 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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