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為電影《我的父親焦裕祿》劇照。

　　近日，電影《我的父親焦裕祿》在全國點映，我和李唯擔任這部影片的編劇。焦裕祿對我來說，又親切又熟悉又陌生。親切，是自打我記事起，就經常聽到大人們談到焦裕祿﹔熟悉，是因為從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1991年版電影《焦裕祿》，到后來的電視劇、戲劇等，這些文藝作品讓我逐漸了解焦裕祿的生平事跡，他似乎是一個我已經認識很久的人﹔陌生，是因為自己又只是一個旁觀者，並沒有真正走進他的世界。

　　用半個多世紀認識一位好人

　　我對焦裕祿最初的記憶和一次廣播、一份報紙聯系在一起。那是在1966年，我11歲。家裡有一個老式收音機，接觸不太好，聽廣播時常斷斷續續。有一天，我的父親、母親和哥哥圍坐在收音機旁，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放的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他們一邊聽一邊哭。而后，母親拿回家一份《人民日報》，報紙上全文刊載了這篇通訊。我記得這一期報紙在家裡保存了很久。那時，我剛上小學二年級，還不太懂發生了什麼。隻記得母親每次談到焦裕祿時都說：“好干部、好人吶！”

　　1975年7月，我來到大連新金縣瓦窩公社陳店大隊，開始了知青生活。到了冬天，地凍得結結實實，一幫年輕人窩在一起過冬。其中一個人的父親在圖書館工作，他有一個小木頭箱子，裡面裝了不少書，從革命歷史題材的《紅旗飄飄》《星火燎原》到法國作家司湯達的《紅與黑》等，都有。還有一本書是由幾篇寫英模人物的文章結集而成，其中就有以焦裕祿為主人公的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

　　已經是農民的我，對農村、農民開始有了一些感受和認識，下工后寫小說，也有了一點藝術感覺。這時“遇到”這篇通訊，帶給我很強的震動。焦裕祿的事跡本身很感人，長篇通訊也有獨到的發現、獨特的表達。《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的文學性很強，細節充實，人物對話精彩。通訊裡有幾個細節讓我最為感動。一個是在梁孫庄，焦裕祿看望一雙無依無靠的老人。“老大爺問他是誰？他說：‘我是您的兒子。’老人問他大雪天來干啥？他說：‘毛主席叫我來看望您老人家。’老大娘感動得不知說什麼才好，用顫抖的雙手上上下下摸著焦裕祿。老大爺眼裡噙著淚說：‘解放前，大雪封門，地主來逼租，攆的我串人家的房檐，住人家的牛屋。’焦裕祿安慰老人說：‘如今印把子抓在咱手裡，蘭考受災受窮的面貌一定能夠改過來。’”另一個細節是描寫焦裕祿坐的藤椅。焦裕祿肝病越來越嚴重，為了止疼，他把一根硬東西的一頭頂在藤椅的椅靠上，一頭頂著肝部。時間久了，藤椅被頂出了一個大窟窿。通訊的最后描寫老百姓給焦裕祿送行，也是朴實動人，讓人落淚。這時的我，充分理解了小時候母親常說的：“這是一個好人。”

　　重寫焦裕祿：新的發現新的視角

　　如今，距離我“初識”焦裕祿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沒想到我會直接面對他，要創作一部表現焦裕祿精神的電影劇本。我得做功課，得有新的發現。

　　焦裕祿女兒焦守雲給了我厚厚一沓材料和一本書。這些內容大多來自她的母親徐俊雅，真實可靠。我又和劇組去博山焦裕祿紀念館、去焦裕祿當年在洛陽和蘭考工作生活過的地方進行實地採訪。漸漸地，隨著挖掘到的素材越來越多，一個更為豐富的焦裕祿形象清晰起來，焦裕祿精神發展的歷程也在我眼前展開。我知道，劇本可以動筆了。

　　“心中裝著全體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懷，凡事探求就裡、“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的求實作風，“敢教日月換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難面前逞英雄”的奮斗精神，艱苦朴素、廉潔奉公、“任何時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焦裕祿精神有其生發、綿延的過程，不僅僅體現在他帶著蘭考百姓大干苦干的475天中。

　　焦裕祿是山東人，齊魯文化孕育了他。他在山東博山和敵人做斗爭，機智勇敢，那時的他就已經是一名優秀的共產黨員。他的母親對他影響也很大。就像影片中他娘對他說的：“天上一顆星，地上一個人。你要是個好人，天上那顆星就是亮的。”

　　那之后，焦裕祿到洛陽礦山機器廠擔任車間主任。洛礦時期進一步磨煉了焦裕祿的精神品格。我們在車間採訪時，有工人說：“焦裕祿是大工匠。”其實很多人不知道焦裕祿的這一面。他曾在哈爾濱工業大學進修、在大連起重機廠當實習車間主任。面對設備落后、經驗不足等困難，焦裕祿帶著洛礦工人成功制造出新中國第一台2.5米雙筒提升機。研制期間，他天天在車間睡長條板凳。老工人對我們說：“焦裕祿為什麼不在床上睡？他怕睡的時間長，耽誤了進度。”這條長板凳有多窄？隻能側躺。一翻身，人就滾到地上醒過來，醒過來就起身接著干活兒。

　　這條長板凳到現在還留著。我看著板凳，眼淚一下子就涌出來了。當年焦裕祿就是這樣憋著一口氣，帶著大伙造出了外國人認為中國人不可能造出來的機器。

　　從在博山對敵斗爭、在洛礦研制大型機械設備，到赴蘭考“去三害”，焦裕祿敢挑重擔、勇於臨危受命的擔當一脈相承。認識到這一點，我心裡有數了：有理由重寫焦裕祿，要把焦裕祿精神形成的歷程更加完整地反映出來。

　　小說家李凖說過一句話：“你給我100個情節，不如給我兩個細節。”創作中我也秉持這個方法。有時採訪對象一句話帶過的內容，你如果沉下身子去生活裡、史料裡淘洗，就會拂去塵埃，發現真金。在這次劇本創作中，焦裕祿有3句話很感動我。一處是地委書記找焦裕祿談話，調他去蘭考。地委書記說：“蘭考36萬人，有20多萬在外逃荒。”焦裕祿說：“我去。”什麼是好干部？這就是。在天大的困難面前不打退堂鼓。另一處是，焦裕祿說：“什麼縣委書記，縣委書記就是一個卒子，什麼事都得往前拱，拱到第一個！”還有一處是影片最后，焦裕祿臨終前囑咐子女：“你們長大了要做一個好人，眼睛裡要看得見受苦人的眼淚。”我想，能夠打動我的，也會打動觀眾。

　　在劇本中，我還想把焦裕祿豐富的精神世界表現出來。焦裕祿熱愛文藝，演過歌劇男一號，他還會拉二胡、吹嗩吶、跳舞。這些生動的色彩，我也寫進了劇本。

　　還有許多“焦裕祿”，等待我們去書寫

　　我常常問自己，為什麼半個多世紀過去，焦裕祿這個人物形象仍然如此深入人心？

　　我在博山焦裕祿紀念館採訪，看到很多年輕人認真地看、認真地傾聽，眼裡泛著淚花。在洛礦車間、在蘭考，劇組所到之處，人們提起焦裕祿也常常熱淚盈眶。他們其實已經不是那段往事的親歷者，為什麼依然如此動情？在今天的蘭考，焦裕祿當年親手栽下的泡桐已經長成參天大樹。人們親切地把這棵泡桐稱作“焦桐”。幾乎每一個從它身邊經過的人，都會深情地望一眼。在人們心中，這棵樹代表的就是焦裕祿。焦裕祿精神的穿透力為什麼如此強大，為什麼一直在時光中閃閃發亮？

　　我認為，這是因為焦裕祿代表的是黨的宗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百姓誰不愛好官？”百姓對黨的認識，首先來自身邊的共產黨員。像焦裕祿這樣的優秀共產黨員，讓人們對黨的性質、黨的宗旨有了具象化的認識。他用自己的一生，告訴人們，共產黨的優良作風是什麼，人民期待的共產黨員是什麼樣子，中國共產黨怎樣團結帶領人民過上好日子。這就是一個英模人物的說服力！

　　我們文藝工作者要做的，就是把這些人物原本的人格光彩和精神力量寫出來、拍出來、演出來。怎麼做到這一點？首先，藝術創作者本身要有這樣的文化自覺，要對自己所表現的人物和人物精神充滿熱情和信念，這是一部好作品的根基。否則，創作不出好作品，也愧對生活中的這些人物。其次，要符合藝術規律。文藝作品既要有“意義”，又要有“意思”，就是要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

　　一個民族需要精神上的支撐點。像焦裕祿這樣，共和國不能忘記、歷史不能忘記的英模人物有很多，我們是否了解他們？我們的孩子、孩子的孩子是否知道他們？歷史不能走樣，價值不能混亂，這是文藝工作者進行文藝創作的底線。

　　建設我們的國家，離不開黨團結帶領人民，離不開優秀共產黨員的榜樣力量。當前，我們有那麼多黨員干部正在踐行焦裕祿精神，有那麼多優秀黨員正在發揚楊善洲、黃大年、黃文秀等英模人物的崇高精神，文藝創作不能忘記他們。今年是主旋律文藝創作的“豐收年”，我對正能量文藝作品的創作充滿信心。

　　（作者為編劇，本報記者徐馨、任飛帆採訪整理）      

　　制圖：沈亦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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