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國共產黨走過百年風雨征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立志於中華民族千秋偉業，百年恰是風華正茂！”習近平總書記的精辟論述，從大歷史觀的視野高度評價了黨創造的世紀偉業，生動展現了黨在新時代朝氣蓬勃的政黨形象，精辟定位了中國共產黨歷經百年所處的生命周期，極大地鼓舞了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中華民族乃至世界無產階級政黨的斗志。黨史教育是為了更好地開創未來。系統總結、研究百年大黨為什麼能夠風華正茂？是什麼奧秘使她青春煥發、風華正茂？從而傳承、弘揚、用好這些寶貴經驗，這對於解決好永葆共產黨員先進性、實現中國共產黨青春永駐這個根本性課題，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本文在全面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黨史教育系列重要講話暨“四史”、國際共運史基礎上，系統圍繞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夠”風華正茂，談9個方面的認識。

一、堅持學習立黨、理論強黨，始終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中國共產黨是在中國的先進分子學習馬克思主義過程中誕生的。自黨成立以后，歷來非常重視學習、善於學習。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就是一部創建性學習的歷史。

（一）“把全黨變成一個大學校”。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們黨一開始就深刻認識到“指導一個偉大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於實際運動的深刻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1938年10月，毛澤東同志在六屆六中全會上號召“來一個全黨的學習競賽”“要把全黨變成一個大學校，全黨同志都要進這個無期大學”。從六屆六中全會開始，經過延安整風運動，“全黨干部學習運動”廣泛深入、扎實有效地開展起來。如果沒有通過這次學習，大大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實現思想上政治上高度統一，就不會有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就不會有新中國的建立。

（二）“必須學會我們原來不懂的東西”。1949年3月，中共中央從西北坡移駐北平。毛澤東深有寓意地將其比喻為“趕考”，就是趕建立和建設新中國的考試。毛澤東同志警醒全黨：“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響應毛澤東和黨中央的號召，全黨上下迅速掀起了一個學文化、學知識、學業務的熱潮，較快地適應了繁重的生產建設等各項事業的需要，從而在執政初期的短短3年，很快恢復和發展了國民經濟，迅速把一個舊中國變成了一個新中國。

（三）“全黨同志一定要善於重新學習”。1978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上，面對著領導全國人民實現四個現代化這樣“一場深刻的偉大的革命”，鄧小平同志鄭重提出：“全黨同志一定要善於學習，善於重新學習”。強調“根本的是要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要努力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則同我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他特別強調，“實在不能學、不願學的要調整”。通過學習，重新恢復確立了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實現了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開辟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道路。

（四）“學習、學習、再學習”。上個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國內外形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面臨著政治風波、經濟風險等嚴峻考驗。江澤民同志強調，全黨同志要“學習、學習、再學習”。1993年9月出版《鄧小平文選》，全黨迅速掀起了學習熱潮。1999年3月開始，黨中央又部署開展以“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為主要內容的集中學習活動。“三講”首先是“講學習”。通過全黨的學習，捍衛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和基本框架，加入了WTO，成功地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向二十一世紀。

（五）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進入新世紀、新階段以來，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從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戰略高度出發，第一次明確提出“建設學習型政黨”的戰略目標。這期間，創辦井岡山、延安、浦東三個新的干部培訓基地，推進農村遠程黨建教育網絡建設，等等，從各方面加強全黨的學習。通過加強學習，全黨理論水平、執政能力進一步提高，我國成功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有效化解國內外一系列突發事件，在攻堅克難中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取得新的發展。

（六）“必須大興學習之風，一刻不停地增強本領”。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更加高度重視全黨的學習。2013年3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黨校舉行建校80周年慶祝大會發表的重要講話中指出：“當前，全黨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就是如何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我國發展起來以后不斷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要認識好、解決好，唯一的途徑就是增強我們自己的本領。全黨同志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都要有本領不夠的危機感，以時不我待的精神，一刻不停地增強本領”，同時對學習內容和方法都提出了明確的要求。面對百年未有的大變局，黨的十九大進一步強調“全面增強執政本領”。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率先垂范，已進行了34次集體學習。正是由於全黨學習不斷深入，我們在國際國內環境極其復雜的情況下，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中華民族迎來了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由上可知：學習是中國共產黨與生俱來的鮮明特質，學習是黨青春永駐的“天然氧吧”、奮斗進取的動力源泉、提升本領的唯一途徑，學習力就是黨的生命力、生存力、發展力。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人依靠學習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學習走向未來”。

二、堅持信仰鑄魂、因信而堅，挺起共產黨人的精神脊梁

信仰是精神的靈魂支柱，信仰是一個政黨的精神旗幟，也是區別於其他政黨的根本。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在信仰的旗幟下百折不撓的奮斗史。自黨成立之日起，即把馬克思主義寫在自己的旗幟上，以實現共產主義作為崇高使命。這個崇高信仰，堅持了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世界觀和方法論，牢牢建立在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這“兩大發現”“兩大基石”基礎之上，具有鮮明的科學性、人民性、實踐性、開放性，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也正因為如此，當年美國作家斯諾到延安採訪時，就發現共產黨人一種偉大力量，並稱之為“東方魔力”“興國之光”！

這種“東方魔力”偉大力量源在何處、歸因何方？

（一）信仰催生堅貞力。在革命戰爭年代，共產黨人隨時面臨生死考驗。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毛主席、賀老總、夏明翰烈士等滿門英烈而初心不改。馬日事變后湖南一片血雨腥風，革命者血流成河卻沒有被嚇倒。”李大釗堅信：“隻要我們有覺悟的精神，世間的黑暗終有滅絕的一天”“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方志敏用史詩般的語言，向世界宣告：“敵人隻能吹下我們的頭顱，絕不能動搖我們的信仰，因為我們信仰的主義乃是宇宙的真理！為了共產主義犧牲，為了蘇維埃流血，那是我們十分情願的啊！”從1921年到194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有名可查的烈士就達370萬人。毛澤東同志指出，“從古以來，中國沒有一個集團，像共產黨一樣，不惜犧牲一切，犧牲多少人，干這樣的大事。”在世界政黨史上，也很難找到，有哪一個政黨像中國共產黨這樣，為了踐行和堅守自己的信仰，付出了如此巨大而慘烈的犧牲。人的生命隻有一次，還有什麼比生死抉擇更大的考驗？為什麼先烈們能夠視死如歸、義無反顧？這就是對崇高信仰的赤誠和堅貞。

（二）信仰催生使命力。歷史永遠不會忘記：1935年5月29日的那個清晨。一晝夜奔襲240裡的紅軍紅四團的勇士們，飛奪瀘定橋，在挽救幾乎陷入絕境的長征隊伍的同時，也創造了生命力量的奇跡。紅軍每天冒著國民黨反動派天上飛機轟炸的襲擊、地下的圍追堵絕，爬過終年積雪的高山、越過人跡罕至的草地，舉行了舉世矚目的25000裡長征。歷史現象讓你驚奇：1937年—1938年，無數熱血青年奔赴延安。盡管他們陡步幾個月，但每個人的臉上，還是洋溢著期待與興奮。在他們當中，不僅有山野鄉村的農家子弟，滿懷激情的青年學生，一無所有的產業工人﹔也有出身豪門的少爺小姐、學富五車的知識分子、資財不菲的華僑富商。年僅17歲的於藍謊稱要去天津參加同學的婚禮，帶著繼母給的五塊錢從北京出發踏上奔赴延安之路，這一走就是1000公裡的路，用了兩個多月。據統計，出自官宦及富有家庭的人數超過三分之一。為什麼能創造“驚人的奇跡”？為什麼會出現如此“不可思議”？這些都是崇高信仰的驅使。

（三）信仰催生戰斗力。中國共產黨具有大無畏的革命氣慨，視“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黨帶領人民群眾不畏強暴、血戰到底，百折不撓、堅韌不拔，經過極其艱苦的斗爭，打敗了瘋狂猖獗、不可一世、慘無人道的日本侵略者。解放戰爭時期，面對蔣介石反動集團氣焰囂張、400多萬大軍“武裝到了牙齒”的狀況，誰都沒有想到，在西柏坡“嘟”“嘟”“嘟”“嘟”的電報聲中，我們黨“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成功推進三大戰役，以摧枯拉朽之勢，一舉推翻了蔣家王朝，建立了新中國。抗美援朝期間，新中國成立百廢待興，我們黨毅然果斷地作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重大決策。中國人民志願軍指戰員奮不顧身、英勇頑強、舍生忘死，共斃傷、俘敵71萬余人。戰爭以美國侵略者被從鴨綠江邊打回到三八線而告結束，美國不得不於1953年7月27日在朝鮮停戰協定上簽字。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空前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帝國主義欺侮和侵犯中國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為信仰而戰，我們攻無不克、戰無不勝、戰之必勝，這就是崇高信仰的威力。

（四）信仰催生凝聚力。（1）信仰產生共趨力。早在1920年11月，毛澤東同志指出：“主義譬如一面旗幟，旗幟立起來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中國共產黨作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黨員總數愈9500萬的大黨，萬眾一心、眾志成城，這就是共同的信仰所趨赴。（2）信仰產生內凝力。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曾遭受幾次大的挫折：一是大革命時期，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六個月中被殺害者近3萬人。二是由於“左”傾主義的影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以后，紅軍傷亡慘重，幾乎丟失了所有的中央根據地。這期間，盡管我們黨屢屢受挫，但由於崇高的信仰所趨，愈挫愈團結、愈挫愈奮起、愈挫愈興旺。（3）信仰產生“雲效應”。革命先驅和先烈們的動人事跡、黨的領袖率先垂范、先進人物的模范行為，都給全黨全國人民以極大的感召、示范、帶動，積累、傳承、放大一切向上向善的力量。

（五）信仰催生堅韌力。信仰猶如原子能。圍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主題，以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先后推進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戮力同心、接茬奮斗，“任爾東西南北風”“亂雲飛渡仍從容”，向著“無限風光”的頂峰迅猛攀登。這就是崇高信仰這個初心和使命所催生的“定力”“執著”和“堅韌”。德國左翼黨元老委員會主席漢斯·莫德羅感言稱，“中共有著為實現目標的持久力和忍耐力”“資本主義國家如果真的有什麼計劃，也只是著眼於選舉周期”。哲人有言：“一個朝著自己目標永遠前進的人，整個世界都給他讓路。”中國共產黨具有這樣非凡的堅韌力、持久力，有什麼“上甘嶺”“摩天嶺”不能攻克？！有什麼目標不能實現？！

浩瀚星河中，總有最為閃耀而奪目的星系。習近平總書記鄭重指出：“革命理想高於天”“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念，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信心，都是指引和支撐中國人民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強大精神力量”“是我們戰勝一切強敵、克服一切困難、奪取一切勝利的強大精神力量。”

堅守崇高的信仰——中國共產黨的核心競爭力！

三、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始終勇立潮頭、與時俱進

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回顧黨的歷史，我們黨是靠實事求是起家，也是靠實事求是興旺發展起來的。

（一）開辟“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后，中國革命應當走什麼道路？這個問題十分尖銳、緊迫地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此時，有三個“重大背景”在影響、干預著中國革命道路的確立：一是有俄國十月革命“走城市包圍農村道路”（即通過首先佔領中心城市來取得革命在全國的勝利）的成功經驗。二是共產國際的干預。1928年6月，共產國際領導人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作報告，仍認為中國共產黨應以城市為中心，反對在農村建立鞏固的根據地。三是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前期，中國共產黨黨內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和俄國革命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嚴重阻礙著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革命規律的認識。

毛澤東同志指出：“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佔中國人口最大多數的農民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主力軍，農民所在的廣大農村應當成為民主革命走向勝利的主要戰略基地﹔敵強我弱的形勢決定了中國民主革命的長期性，而農村回旋余地大﹔在反革命力量相對薄弱的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有利於積蓄、鍛煉和發展革命力量，經過長期的斗爭，逐步地爭取中國革命的勝利”的最大實際，選擇“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毛澤東同志不僅在實踐上首先把武裝斗爭的立足點放在農村，領導開創井岡山根據地，而且從理論上對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作出明確的說明。1930年1月，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進一步指出，“必須這樣，才能樹立全國革命群眾的信仰。必須這樣，才能給反動統治階級以甚大的困難，促進其內部的瓦解。也必須這樣，才能真正地創造紅軍，成為將來大革命的主要工具。總而言之，必須這樣，才能促進革命的高潮”（引自《毛澤東選集》第一卷98—99頁）。“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思想的提出，為復興中國革命和爭取中國革命的勝利指明了唯一正確的道路。鄧小平同志后來曾指出：“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后，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那樣，……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斗。”（引自《鄧小平文選》第二卷148頁）。

（二）“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並非是在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資本主義生產力高度發達基礎上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進入社會主義社會，而是跨越了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進入社會主義的。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在經典作家那裡沒有現成的答案。建國初期，我們首先是向蘇聯“老大哥”學習，但后來又發現蘇聯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暴露了一些問題和錯誤，走了很多彎路，毛澤東同志1956年4月在《論十大關系》的重要報告中提出了“以蘇聯為鑒戒”。這篇報告和隨后召開的黨的八大對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道路取得了寶貴的探索成果，對黨的事業的發展具有長遠的重要意義，但由於后來遇到一些未曾料到的復雜情況，未能在實踐中完全堅持下去。

1982年9月，鄧小平同志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響亮提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引自《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3頁）我國最重要的實際是什麼？黨的十三大作了深刻的闡述，就是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論斷，包括兩層意義。第一，我國社會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我們必須堅持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第二，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初級階段。我們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而不能超越這個階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我國最大的國情、最大的實際，是我們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根本依據。由此，決定了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根本任務，確立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黨的基本路線這條生命線，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開創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黨和人民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巨大代價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取得一切成就的根本原因，代表當代中國乃至世界發展進步的根本方向，我們必須倍加珍惜。

（三）創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是黨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政治判斷。進入新時代的基本依據和客觀要求：（1）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新變化。在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礎上，我國發展站到了新的歷史起點上，社會主要矛盾已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個重大的歷史性變化，對我國發展全局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2）奮斗目標產生新要求。從黨的十九大到黨的二十大，是“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我們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又要乘勢而上開啟全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開啟新征程、實現新目標，要有新的思想理論引領。（3）國際環境發生新變化。當前，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正處在從大國走向強國的關鍵時期，外部環境更加復雜，不確定不穩定因素突出。特別要看到，一些國家和勢力對中國的阻遏、憂懼、施壓不斷增大，遏制中國崛起的意圖日益凸顯。世界怎麼了？我們怎麼辦？能否應對好這一大變局，關鍵看我們是否有識變之智、應變之方、求變之勇。以上“三個新”是當代中國、當代世界“最大的實際”“最重要的實際”。

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正是在這樣的偉大時代中應運而生、順勢而成的，是立足時代之基、回答時代之問、引領時代之變的科學理論。這一重大思想通過對“八個明確”和“十四個堅持”的闡述，從理論和實踐結合上系統回答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重大時代課題。她開辟了馬克思主義新境界，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境界，開辟了治國理政新境界，開辟了管黨治黨新境界，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為更好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思想武器和行動指南。

中國共產黨正是始終堅持“實事求是”這個興黨興國之魂，保持了理論、道路、路線、方針和重大政策契合客觀實際，實現與時俱進，黨和國家才有今天，中華民族才大踏步趕上並引領時代前進的潮流。

四、堅持人民至上、群眾路線，贏得民心得天下

我經常欣賞兩個最激動人心的視頻：一個是，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面對天安門廣場排山倒海、激昂振奮的人民群眾，毛澤東主席高呼：“人民萬歲！”一個是慶祝黨的百年華誕重要講話，習近平總書記86處用了“人民”的主題詞，結束語振臂高呼“偉大、光榮、英雄的中國人民萬歲！”領袖為什麼高呼“人民萬歲”？因為，黨的根基和血脈在人民，“人民是我們執政最大的底氣”﹔我們黨的歷史，就是一部“以民為天”、緊緊依靠和帶領人民群眾戮力拼搏、接續奮斗的歷史。

（一）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以人民利益為最高准繩。“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作為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毛澤東選集》第三卷809頁）。陝北民歌《東方紅》歌詞“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呼兒嗨喲，他是人民大救星……共產黨，像太陽，照到哪裡哪裡亮。哪裡有了共產黨，呼兒嗨喲，哪裡人民得解放……”是對我們黨為人民謀利益初心使命的真實寫照。百年以來，黨為人民謀利益成功地實施了許多劃時代的重大決策：

——實施“耕者有其田”的基本制度。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根據中國農民在幾千年的封建社會裡租種地主土地、受地主奴役剝削的實際，把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作為根本問題、基本任務，以摧枯拉朽之勢、雷霆萬鈞之力，廢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權，砸碎了幾千年來套在農民身上的封建枷鎖，實現了“耕者有其田”。這一翻天覆地的變化，使億萬農民在政治上、經濟上獲得了解放。

——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建國以后20多年裡，我國借鑒蘇聯“集體農庄”模式，一直實行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經營管理體制。這種“大呼隆”“吃大鍋飯”的經營管理體制嚴重影響了農民的積極性，“開工（農民下田）如‘纖夫拉纖’，收工（下班回家）如‘關公放箭’是當時最形象、最逼真的描述。”1978年，全國還有2.5億人口沒有解決溫飽問題。1982年元旦，中共中央在總結此前三年安徽、四川等地農村探索實踐的基礎上頒發一號文件，決定在全國全面推行以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為主要形式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種經營方式使農業生產基本上變為分戶經營、自負盈虧，農民生產的糧食“保証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實現了權、責、利的緊密結合，廣大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像火山一樣迸發出來了。據統計，2020年與1978年相比，全國糧食總產量和農民年人均純收入分別增長3.26倍、6.15倍。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的推進，不僅粉碎了美國學者布朗“誰來養活中國”的預言，而且為我國的整個改革開創了先河、提供了示范借鑒。

——推進農村稅費改革，徹底取消農業稅。在中國，農業稅同國家相伴而生，繳納“皇糧國稅”從來都被視為“天經地義”的。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盡管農業發展很快，但由於農業比較效益下降，農民“增產不增收”、負擔較重的現象已初見端倪，在糧食主產區比較嚴重。2000年，中央發布通知，決定從2001年起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主要內容概括起來“三取消、兩調整、一改革”。隨著改革的推進，農民負擔過重的狀況得到有效緩解。2004年9月，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作出了“兩個趨向”的重大判斷，認為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我國總體上已到了工業化中期的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2005年12月29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決定廢止《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從此，中國農民徹底告別了綿延2600多年的“皇糧國稅”時代。農民種田不但不交稅，國家反而以“糧食直補”方式倒貼一把。

——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在採取措施增加農民收入、減輕農民負擔的基礎上，國家以解決制度缺失為重點，打破二元結構，統籌城鄉發展，形成以工促農、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同時，切實解決農民有關利益問題：一是按照廣覆蓋、保基本、多層次、可持續的原則，積極構建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基本框架。二是全面實現免費義務教育。三是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轉為城鎮居民。穩步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把進城落戶農民完全納入城鎮住房和社會保障體系，在農村參加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規范接入城鎮社保體系。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實現謀利益的全面升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根據我國國情實際和人民群眾的新期待，鮮明地提出了“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一是將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確立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明確了為人民謀利益長遠根本指向。二是提出“五大發展理論”，條條涉及“人”，核心是“為了人”，從發展這個基點和源頭上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人民謀利益。三是經過十六大以來這20年黨帶領人民不懈努力，中華大地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黨為人民謀利益已邁出全方位、均衡式、強力度、新質變的一大步。四是鮮明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黨史主題。“中國夢就是人民的幸福夢”“我們黨將不斷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堅持一切依靠人民，忠實踐行黨的群眾路線。中國共產黨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群眾觀。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同志針對國民黨“大筑其烏龜殼”指出：同志們，“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麼？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牆鐵壁，什麼力量也打不破，完全打不破的。”（引自《毛澤東選集》第一卷139頁）“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共產黨基本的一條，就是直接依靠廣大革命人民群眾”“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由此，我們黨始終踐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和根本工作方法。一是傾力調查研究。毛澤東同志指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不作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不調查不研究就不得了，就要亡國亡黨亡頭”“一萬年還是要進行調查研究工作”。開辟中國革命道路、作出對外開放的重大國策、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等，都是我們黨調查研究、問計於民的重大成果。1941年8月，中央連續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中央關於實施調查研究的決定》《關於檢查調查研究決定執行程度的通知》等文件，並在中央政治局下設調查研究局，毛澤東兼局長。二是虛心聽取群眾意見。黨強調領導者和上級機關要有虛心的態度和民主的作風，善於聽取不同意見，包括反對的意見。1941年延安地區開征糧會，會議期間一位縣長被雷打死。有人說怪話：“雷公為什麼不打死毛澤東？”毛澤東聽后進行調查研究，發現群眾有意見，主要是征糧過高，農民負擔不起。於是中共中央研究決定把征糧由20萬擔減至16萬擔。毛澤東從群眾的怪話中得到更多的啟示。他說：“這就迫使我們研究財政經濟問題，下決心搞大生產運動。”（引自：毛澤東《七大的結論》《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404頁）在中共七大和其它一些會上，毛澤東多次以此例教育干部，要虛心聽取群眾的意見，以改進我們的工作（參見：《全國干部學習讀本：毛澤東思想基本問題》，人民出版社，第333頁）。三是開拓走群眾路線的重要渠道和載體。在我國，人民是國家和社會的主人。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代表大會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當家作主的主要制度形式。由於人大代表具有真正的人民性和廣泛的代表性，人代會議及其常委會議是黨集中走群眾路線、充分發揮民主、集思廣益的重要途徑和載體。黨的重大決策、國家重要法律法規經過在這裡磨礪，就會更加符合客觀實際、更加科學、更具可操作性。

（三）“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密切聯系人民群眾就要增進與人民群眾的感情﹔也隻有感情深了、關系密切了，才能真正解決好“依靠”問題。紅軍時期有“半條被子”的經典故事：在1934年11月湖南汝城縣紗州村，3名女紅軍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臨走時，把自己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給老人留下了。老人說，什麼是共產黨？共產黨就是自己有一條被子，也要剪下半條給老百姓的人。黨的領袖有很多經典故事十分感人：其一是，毛澤東在延安結交普通農民楊步浩。1961年困難時期仍惦記故人，托人給楊步浩捎去幾斤白糖和兩瓶酒﹔老人用兩人合影做“通行証”，進到“中南海”，在主席家裡做客（見圖片）。主席為他換上嶄新的灰布棉衣。其二，周恩來與邯鄲農民張二廷經常坐在門檻上談心。1961年5月初，周恩來在河北邯鄲專區咸安縣伯延公社調研，發現路邊的樹光有樹枝沒有樹葉，陪同的干部信口說“被羊吃光了”。周恩來從張二廷的質朴對話中找到了問題的真相，回到北京后及時向毛澤東匯報了調研得到的真實情況，此后不久中央作出決定，解散了農村共同食堂（參見：《北京日報》2015年2月3日）。其三，“高山流水覓知音”的“習賈之交”。1982年春，習近平同志在河北正定任縣委副書記期間結識了縣文化館長、作家賈大山同志，建立了深厚的友誼。自1985年5月離開正定之后，他與賈大山的友誼沒有因時空的變換而淡漠，也沒有因職位的差異而生疏。他不僅主動給賈大山寫信、通話、寄賀卡表達自己思念之情和美好祝願，而且先后於1991年春節、1995年深秋、1997年2月9日（正月初三）看望大山同志，淚水溢滿眼眶。2月21日，剛剛離開正定才十來天，突然接到電話告之——著名作家賈大山因病去世，享年54歲。習近平同志在紀實散文《憶大山》裡寫道：“噩耗傳來，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大山的逝世，使我失去了一個好朋友、好兄長。我多麼想親自去為他送行，再看他最后一眼哪！無奈遠隔千裡，不能前往，也隻能托人代送花圈，以示沉痛悼念。大山走了，他走得是那樣匆忙，走得是那樣悄無聲息，但他那憂國憂民的情愫，清正廉潔、勤政敬業的作風，襟懷坦蕩、真誠善良的品質，剛正不阿、嫉惡如仇的精神，都將與他不朽的作品一樣，長留人間。”讀完這篇紀實散文，深感“習賈之交”血濃於水、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利益決定人心，人心決定成敗﹔視人民為江山，人民就把我們當“靠山”。正因為這樣，大革命失敗后，三十多萬犧牲的革命者中大部分是跟隨我們黨鬧革命的人民群眾﹔紅軍時期，人民群眾就是黨和人民軍隊的銅牆鐵壁﹔抗日戰爭時期，，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淮海戰役勝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車推出來的，渡江戰役勝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劃出來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成就是人民群眾干出來的﹔改革開放的歷史偉劇是億萬人民群眾主演的。人民群眾是支撐中國共產黨的“主心骨”，是我們黨的力量和勝利之源。

五、堅持發展為要、務實為本，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

中國共產黨作為歷史唯物主義者深知：歷史是由發展寫出來的，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實現、維護、發展好人民利益，也最終依靠發展。我們黨自成立以來，始終把發展寫在自己的旗子上，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

（一）首提“解放中國人民生產力”標准促進發展。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蔣介石統轄區內部，生產不發展，通貨膨脹到了驚人的地步，“一擔鈔票（紙幣）買不到一頭黃牛”。這種情形，導致各階層人民同仇敵愾、揭竿而起，為救死而斗爭，蔣介石反動集團人心喪盡。毛澤東同志深刻地指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於中國人民的生產力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的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我們黨第一次提出“解放中國人民生產力”的標准，實施“耕者有其田”、減租減息、解放農民等“大政策”，促進了中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極大地贏得了民心，調動了億萬農民積極性，成功地實施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奪取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二）制定黨的基本路線保障發展。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將全黨工作的重點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上來。1987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三大確立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一切工作都要服從、服務於這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作為“立國之本”“強國之路”，則是發展的根本保障和途徑。黨的基本路線作為寫進黨章的黨的根本大法，從根本上保障著中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三）全面深化改革促進發展。1992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四大，按照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提出的“三個有利於”的標准，沖破姓“社”姓“資”的束縛，第一次將計劃與市場從社會制度的屬性中剝離出來，確立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圍繞落實這個目標，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十六屆三中全會、十八屆三中全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演進軌跡是：從“建立”“完善”向“全面深化”推進。黨的十五大、十六大根據“三個有利於”的標准，分別作了兩個重大突破：（1）十五大觸及所有制改革這個“珠穆朗瑪峰”，突破傳統“一大二公”“純而又純”的誤區，確立了“一主多元”（混合所有制）的基本經濟制度，提出了“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的重大論斷，從生產要素上極大地解放了社會生產力。（2）十六大拓展、界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的范疇，確立了“一不三看”[即：“不能簡單地把有沒有財產、有多少財產當作判斷人們政治上先進和落后的標准，而主要應該看他們的思想政治狀況和現實表現，看他們的財產是怎麼得來的以及對財產怎麼支配和使用，看他們以自己的勞動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所作的貢獻”]的判斷人們政治上先進與落后的標准，構筑了廣泛的發展統一戰線，極大地調動和保護了人民群眾發展的積極性。

（四）直面問題創新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審時度勢，作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重大戰略判斷，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抓住主要矛盾作出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決策。對外，倡導實施“一帶一路”戰略這個“世紀工程”。在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關鍵時刻，習近平總書記又提出准確把握新發展階段、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三新”要求，深刻回答了我國處在什麼樣的發展階段、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的重大問題，是邁向第二個百年征程中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行動指南。

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從“改天換地”到“翻天覆地”、迎來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綜合國力躍升穩居世界第二位，是靠勵精圖治、接茬奮斗、忘我拼搏地發展出來的。發展，是增強綜合國力、實現人民幸福、推動歷史前進、提升國際地位的現實途徑、根本途徑、唯一途徑。也正是因為我們在發展方面隻用幾十年時間就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發展歷程，創造了“風景這邊獨好”的發展奇跡，為人民謀幸福、為世界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感到由衷信賴、高度贊譽、無尚認可。

六、堅持開放包容、兼容並蓄，在海納百川中發展壯大

發展之路是兼容。百年以來，中國共產黨以寬廣的政治情懷、深邃的戰略眼光、與時俱進的思維品質，創建了一系列帶根本性長遠性、有利於發展壯大自己和增強生機活力的重大戰略機制，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復興號巨輪嵌入了巨大的核動能。

（一）運用統一戰線法寶，畫出最大同心圓。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統一戰線是做人的工作，搞統一戰線是為了壯大共同奮斗的力量。”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成立至今，先后建立五次統一戰線，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任務、內容及特點：（1）國共統一戰線（國民大革命時期）。1922年7月，黨的二大初步提出統一戰線方針，允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以實現中國共產黨與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的合作。這次統一戰線的形成，大大推動了中國革命的步伐，從而使1926年開始的北伐戰爭得以順利進行。（2）工農民主統一戰線（土地革命時期）。我們黨真正認識到了農民問題的重要性，並將關於農民問題的一系列正確觀點，運用於土地革命的偉大實踐中，使中國革命統一戰線從此開始建立在牢固的工農聯盟基礎上。（3）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即國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戰爭時期）。這次統一戰線的形成，使我們黨從“反蔣”抗日、“逼蔣”抗日到“聯蔣”抗日，為抗日戰爭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4）人民民主統一戰線（解放戰爭時期及新中國成立后）。這次統一戰線的建立，在推翻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政權的斗爭中和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新歷史時期，都發揮了重大作用。（5）“愛國統一戰線”（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到新時代）。這個統一戰線的建立和發展，對於把中華兒女廣泛團結起來，投身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聚合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磅礡力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由此可知，統一戰線作為黨的總路線總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始終是黨凝心聚力、攻堅克難、奪取勝利的重要法寶。

（二）堅持“一主多元”根本制度，實現良性互促循環。

一是堅持和完善“一主多元”的混合所有制基本經濟制度。在中國，不能搞私有化，“一大二公”“純而又純”的單一公有制也沒有出路。我們黨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的新格局。這個基本經濟制度既增強國有經濟影響力、控制力、引導力，又使多種所有制經濟“雜交共生”“混合發力”、釋放更大的能量，從而保証了我國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和活力。

二是堅持和完善“一黨領導、多黨合作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同其他黨派的關系是：共產黨領導、多黨合作，共產黨執政、多黨參政，各民主黨派不是在野黨和反對黨，而是同共產黨親密合作的友黨和參政黨﹔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在國家重大問題上進行民主協商、科學決策，集中力量辦大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互相監督，促進共產黨領導的改善和參政黨作用的加強。這種新型政黨制度符合我國國情，有利於極大地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有利於鞏固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有利於促進執政黨的建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既避免了多黨競爭、互相摻雜造成的政治動蕩，又避免了一黨專制、缺少監督導致的種種弊端，是黨砥柱中流、永不懈怠，我們的事業眾志成城、所向披靡的關鍵所在。

三是堅持“一元指導、多樣並存”的黨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根本指導方針。我們黨始終牢牢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成領域的指導地位，而不搞指導思想的多元化。這是因為：首先，馬克思主義具有科學性、真理性。她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科學的（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她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她已經為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所証明。其二，在任何社會，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思想都是由其起主導作用的經濟基礎決定的。馬克思說：“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佔統治地位的思想。”指導思想一元化，正是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反映。其三，客觀真理是一元的。作為我們黨指導思想的科學真理隻能有一個，這就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前蘇聯、東歐的沉痛教訓証明，搞指導思想多元化，必然否定、消解真理的指導作用，搞亂黨員和群眾的思想，導致政權喪失、國家解體。

在堅持“一元”的同時，黨又正視和允許社會思想的多樣化。這是因為：（1）社會思想多樣化是一個客觀的存在。（2）社會思想的多式多樣，有利於促進思想解放、激發社會活力，推進理論、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創新。（3）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包容性很強的開放的思想體系。她能夠海納百川、博採眾長，吸收和借鑒各方面有益的思想文化成果。

正是因為黨在意識形態領域實行“一元指導、多樣並存”“用一元去引領多樣”的指導方針，從而保証了我們黨和國家的事業既有方向盤、主心骨，又有生機和活力。

（三）創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釋放巨大的體制能量活力。社會主義制度的存在、鞏固和發展，不僅決定於它是否有一個強大的上層建筑，而且決定於它是否有一個牢固的經濟基礎。二戰以后，隨著時代主題由“戰爭與革命”向“和平與發展”的轉換，解決“發展”的時代主題比“革命”（奪取政權）的主題，情況要復雜得多、難度要大得多、時間要長得多。鄧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第一次把計劃與市場從社會制度屬性中剝離出來，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據此，從黨的十四大開始，中國共產黨全力做好帶開拓性的、維系社會主義前途命運的劃時代課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這個偉大的創舉，將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同市場經濟優勢緊密結合起來，以社會主義制度之“轅”駕馭市場經濟之“馬”，從而實現了兩個有機統一：一是政府與市場調節的有機統一。一方面，充分有效地發揮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另一方面，更好地發揮政府保駕護航作用，管好那些市場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使經濟持續、穩定、高效、健康發展，實現發展的良性循環。二是效率與公平的有機統一。在充分提高效率、把蛋糕做大的同時，切實落實體現社會主義本質要求，消除兩級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實現人心的良性循環。可以自信地說，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黨創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始終是贏得發展輝煌的“體制之基”“勝利之父”。

（四）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彰顯兼濟天下的世界情懷。當今世界正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挑戰層出不窮，風險日益增多，面臨的不確定性、不穩定性突出。世界怎麼了，我們怎麼辦？習近平總書記2017年1月18日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發表演講《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明確提出：“堅持對話協商，建設一個持久和平的世界﹔堅持共建共享，建設一個普遍安全的世界﹔堅持合作共贏，建設一個共同繁榮的世界﹔堅持交流互鑒，建設一個開放包容的世界﹔堅持綠色低碳，建設一個清潔美麗的世界。”同時，秉承16字“絲路精神”（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互贏）、實施“五通”（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大力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劃時代意義在於：一是破解“世界之問”，及時回應了“建設一個什麼樣的世界、如何建設這個世界”的重大時代課題，是解決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這個主題的戰略之舉。二是把馬克思主義勾勒未來社會“自由人聯合體”的理想追求，轉變為世界范圍內偉大的社會實踐活動，推動人類歷史進步和人類社會發展，對於推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三是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兼濟天下的世界情懷，彰顯了期冀實現“世界大同”“環球同此涼熱”的強烈責任擔當，貢獻給全世界和全人類的，必將是和平與發展的甘露與“大同”的芬芳。因而，她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被多次寫入聯合國有關決議﹔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已由亞歐延伸到非洲、拉美、南太等區域。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博採眾長、凝心聚力，這是中國共產黨得以成功、走向輝煌的一條寶貴經驗。

七、堅持路線“王道”、紀律“霸道”，鑄就鋼鐵般的組織力、執行力

毛澤東同志提出過：路線是“王道”，紀律是“霸道”，這兩者都不可少。中國共產黨作為9000多萬黨員的大黨，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歷經磨難而煥發青春，完成如此輝煌的事業，這與我們黨的鋼鐵制度、鐵的紀律密切相關。在這方面，連蔣介石1949年檢討失去大陸原因時也大發感嘆，將中國共產黨成功的原因總結為七條，其中組織嚴密、紀律嚴厲作為一、二條。

中國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執政黨，在組織、紀律方面具有鮮明的特點和獨特的優勢：

（一）堅持“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原則。新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黨必須按照總攬全局、協調各方面的原則，在同級各種組織中發揮領導核心作用。這種領導體制，從效率而言具有兩大優越性：一方面，可以避免西方國家多黨競爭經常造成的因利益牽扯而採取“冗長辯論”（以長時間的演說來阻礙提案的通過）、“缺席點名”（通過議員缺席，使議會無法啟動表決程序）、“議會暴力”（通過暴力手段解決政見分歧）等斗爭形式，而導致久擱不決的局面，大大提高決策效率﹔另一方面，可以有效規避西方“三權分立”往往造成的不同機構之間相互制約、相互扯皮導致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坐失良機。在中國，中國共產黨制定重大決策，人大通過立法“將黨的主張變成國家意志”，政府依法行政，政協參政議政﹔同級組織及其各人民團體的黨組對黨委負責、接受黨委的統一領導。這種“北斗星群”的組織結構，強化了中國共產黨領導核心地位，形成了“同心圓”和“同頻共振”效應。

（二）堅持嚴格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它既是黨的根本組織原則，也是群眾路線在黨的生活中的運用，是黨賴以存在和發展最基本的制度保証。其中，“四個服從”即“黨員個人服從黨的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全黨各個組織和全體黨員服從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是黨最基本的組織原則和最基本的組織紀律。凡屬重大問題都要按照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的原則，由黨的委員會集體討論，作出決定。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組織原則，體現了黨中央的至尊性、權威性，保証了制定和出台重大決策的民主性、科學性、有效性、及時性和貫徹落實的通達性、堅韌性。

（三）具有嚴密的組織體系。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黨的力量來自組織，組織能使力量倍增。”“我們黨是按照馬克思主義建黨原則建立起來的，形成了包括黨的中央組織、地方組織、基層組織在內的嚴密組織體系。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政黨都不具有的強大優勢。”中國共產黨從初創時的五十幾名黨員發展為擁有9500多萬黨員、486萬個基層組織的強有力的緊密組織，這些組織縱向到底、橫向到邊、上下貫通，有著使命追求的崇高性、組織隊伍的先進性、組織覆蓋的廣泛性、聯系群眾的緊密性、高度的組織紀律性，是堅強的戰斗堡壘。我們黨櫛風沐雨、歷經坎坷，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組織嚴密是重要保証。

（四）嚴明政治紀律，規避“破窗效應”。政治紀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紀律，遵守黨的政治紀律是遵守黨的全部紀律的重要基礎。世界一些政黨有前車之鑒，政治紀律鬆弛導致分崩離析。“我們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講政治是最突出的特點和優勢。”黨特別強調，嚴明黨的紀律，首要的就是嚴明政治紀律。政治紀律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言論、政治行為方面必須遵守的規矩，是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的根本保証。“遵守黨的政治紀律，最核心的，就是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鋼領、基本經驗、基本要求，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覺維護黨中央權威。”這是一個重大政治原則。中國共產黨《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對嚴明黨的政治紀律明確規定了“12個不准”，這都是不能觸犯、不能碰撞的“高壓線”。習近平總書記告誡全黨：“干部在政治上出問題，對黨的危害不亞於腐敗問題，有的甚至比腐敗問題更嚴重”“任何人不得越過政治紀律、政治規矩的紅線，越過了就是大忌，就要付出代價”。嚴明的政治紀律有力地維護了黨中央的核心權威，保証了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落實，規避了世界上諸多政黨的”破窗效應“，有效地維護了黨的團結和統一。

美國知名政治家塞繆爾·亨廷頓曾經提出過十分有意義的“制度化水平”這個發展政治學的概念。其基本含義是：衡量一種政治制度制度化水平的高低，關鍵要看這個制度對於社會的適應性，越適應於社會實際、適應於社會發展的要求，它的制度化水平就越高（參見：《六個為什麼》，人民社，第166頁）。中國共產黨的嚴明制度、鐵的紀律，顯示出無比巨大的優越性：一是有利於維護和形成黨中央權威，使黨的事業有了“主心骨”、領導核心。二是有利於調動和發揮全黨全社會積極性，凝聚各方面力量和智慧，形成萬眾一心、排山倒海的力量。三是有利於形成全國一盤棋機制，有效地規避西方國家聯邦制下政黨區域化導致權力碎片化的現象。四是有利於發揮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規避西方國家的軟、泛、散，平抑、化解自然災害和社會風險。五是有利於形成高效、暢通的“決策執行體系”，提高效率和執行力。由此觀之，我們黨的嚴明制度紀律，實現了定力、活力、效率、組織力、執行力的高度統一和最大限度地發揮。這次世界性的防疫斗爭實踐雄辯而充分地証明，我們的制度化水平高於世界上任何國家，是美國等西方國家望塵莫及、望而興嘆、無法比擬的。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獨特而強大的優勢之所在。

八、堅持自我革命、從嚴治黨，永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勇於自我革命、從嚴治黨，是我們黨最鮮明的品格，是熔鑄在中國共產黨人血脈裡的政治基因。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成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在於我們黨始終堅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一次次拿起手術刀來革除自身病症，一次次靠自己解決了自身問題。

（一）居安思危，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充滿憂患意識、在憂患中奮起發展壯大的黨。①1945年4月黨的七大召開時，抗日戰爭勝利的桅杆已躍出地平線。就在人們准備大聲歡呼、慶祝“勝利”之際，毛澤東在七大口頭政治報告作的“結論”中卻出人意料地提出可能出現的“十七條困難”，強調“要在最壞的可能性上建立我們的政策”（引自《毛澤東文集》第三卷—392頁）。②鄧小平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鄭重地警醒全黨：“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③黨的十八大則將“危”和“憂”的內涵指向，概括得更加全面、具體、准確——新形勢下全黨始終面臨“四大考驗”“四種危險”。④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全黨必須銘記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常懷遠慮、居安思危”﹔要礪煉“底線思維”能力，“凡事從壞處准備，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強烈的憂患意識，是我們黨勇於進取、自我革命、走向輝煌的動力源泉和基本前提。

（二）勇於堅持真理、糾正錯誤。古人說，“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問題在於對於錯誤所持的態度。中國共產黨同任何政黨、任何個人一樣，不可能沒有錯誤，可貴之處在於堅持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勇於發現錯誤、正視錯誤、糾正錯誤。黨的百年奮斗歷程，既是取得彪炳史冊偉大成就的歷程，也是不斷糾錯、總結經驗的歷程。黨的歷史上自我糾錯、修正錯誤有三大峰谷階段：一是1935年1月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的歷史關頭召開的遵義會議，取消長征前成立的“三人團”，結束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黨內長達4年的統治，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新階段，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二是1942年2月黨開始的持續近三年的延安整風和黨的六屆七次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全面總結了建黨20多年的經驗教訓，澄清了一些錯誤思想，使黨在思想上高度統一，為七大的順利召開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三是針對新中國成立后黨在領導建設社會主義進程中出現過的“大躍進”等失誤，甚至“文化大革命”的嚴重錯誤，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對指導思想和各條戰線進行了撥亂反正，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建國以來黨的工作進行了正確總結，統一了全黨的認識，為領導改革開放事業奠定了思想基礎。

（三）馳而不息加強作風建設，以上率下、從自己做起。“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讀完《毛澤東家風》和他為自己定的三條交往原則（戀親，但不為親徇私﹔念舊，但不為舊謀利﹔濟親，但不以公濟私）、《周恩來的十條家規》，更加感人肺腑、肅然起敬。鄧小平曾經指出：“我們的毛澤東同志、周恩來同志以身作則，嚴於律己，艱苦奮斗，幾十年如一日，成為我黨我軍優良傳統和作風的化身。他們的感人事跡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中，發生了多麼巨大和深遠的影響！不僅影響到我們這一代，而且影響到子孫后代。”（《鄧選》二卷125頁）

黨的十八大以后，習近平總書記警醒全黨不要出現“霸王別姬”這樣的時刻，要激蕩正氣定乾坤，動真碰硬、鍥而不舍加強黨的作風建設。首先，中央政治局把帶頭踐行“八項規定”作為“先手棋”。“中央政治局從我本人做起”，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的庄嚴宣誓。人們看到，2013年7月在武漢新港，大雨滂沱，積水漫過腳面，習近平總書記卷起褲腿，自己撐傘，向工作人員了解物流情況﹔人們看到，2014年1月，在內蒙古阿爾山零下30多度的嚴寒下，習近平總書記和普通的官兵一樣頭戴栽絨皮帽，身穿迷彩防寒服，視察邊防哨所，和戰士親切交流……總書記身體力行帶頭嚴格執行八項規定，令人耳目一新，贏得了全黨全社會的點贊。緊接著，對准焦距、找准穴位、抓住要害，下大力整治“四風”。有媒體道出人民的心聲，中央八項規定猶如當年紅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靜悄悄地改變了中國！

（四）始終保持反腐敗斗爭的高壓態勢。反腐敗既是從嚴治黨的“高壓線”“底線”，也是“最后一道防線”。中國共產黨同腐敗是水火不相容的。在黨的歷史上，兩大典型案例可昭日月、發人深省：（1）毛澤東1937年揮淚處理黃克功逼婚殺人案。1937年10月5日，參加過井崗山斗爭和長征的抗大第六隊隊長黃克功因逼婚未遂而槍殺了陝北公學女學生劉茜。案發后，面對因為黃克功過去對革命的貢獻而請求讓他戴罪立功、不要處以極刑的呼聲，毛澤東在致法院院長雷經天的信中告誡全黨：“正因為黃克功不同於一個普通人，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共產黨員，是一個多年的紅軍，所以不能不這樣辦。”10月11日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判處黃克功死刑並立即執行。對黃克功案的果斷處置，讓黨內部分居功自傲的人對革命法紀產生了敬畏之心。（2）毛澤東直接督促處理“共和國反腐第一案”。1951年11月全國開始“三反”運動后，揭露出曾在天津地區任黨政主要職務的劉青山、張子善巨大貪腐案。鑒於他們無論在抗日戰爭還是在解放戰爭中都建立過功勛，對其請求寬大處理的呼聲很多。毛澤東同志強調指出：“正因為他們兩個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下決心處決他們。隻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犯有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事實証明，處決劉青山、張子善，猶如兩聲驚雷，向全黨敲響了拒腐防變的警鐘，保持了我們黨幾十年的清正廉潔。這兩例重大案件的處置，在人民群眾中樹立了共產黨人執法如山的形象。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極大的政治勇氣和歷史擔當，堅持反腐敗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反腐敗沒有“鐵帽子王”，任何人沒有免罪的“丹書鐵券”﹔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既堅決查處大案要案，又努力解決發生在群眾身邊的腐敗問題﹔堅持把“獵狐”和國際追逃追贓納入反腐敗斗爭的總體部署，切斷腐敗分子“避罪天堂”的后路。凡發生腐敗問題，有腐必反，一查到底，除惡務盡。我深切感受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從嚴治黨、鐵腕治黨，一種堅如磐石的歷史擔當前所未有！一次次拿“手術刀”革除自身病症的精神前所未有！一種久久為功的堅韌意志前所未有！

九、堅持領袖掌舵、駕馭定向，復興號巨輪乘風破浪、行穩致遠

大海航行靠舵手，一個樂隊須有一個總指揮。恩格斯在《論權威》中，對權威的地位、重要性論述得十分透徹、淋漓盡致。鄧小平同志1964年11月在會見秘魯共產黨（馬）第一書記帕雷德斯時指出：“黨一定要有領袖，有領導核心。領袖與集體領導是不矛盾的。”（引自《鄧小平文集》下卷222頁）。中國共產黨是全國人民的領導核心，而黨的領袖是核心的核心。從領導的終極意義上講，一個大國的氣質和命運，很大程度上是由領袖決定的。中國共產黨獨特機制產生薪火相傳的卓越領袖，這是黨風華正茂的關鍵。

（一）獨特科學的領袖產生機制。西方國家是“錢袋民主”“財主黨”，金錢主宰著選舉過程和結果。與此截然不同，中國共產黨領袖核心的產生：第一，經過了長期的實踐斗爭礪煉。開國領袖毛澤東同志，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長期艱苦卓越的斗爭中大浪淘沙形成的，是歷史的呼喚和必然。習近平總書記從下鄉知青成長為黨的領袖，從大隊黨支部書記到黨的總書記，從普通的公民到國家主席，從政經歷遍及黨政軍各個領域，歷經村、縣、地、市、省、直轄市，直至中央等所有層級的主要崗位，每一層級都扎扎實實、政績卓著。正是經過一步步豐富而長期的實踐礪煉，厚植了他治國理政的根基。第二，充分體現了全黨全國人民的意志。他們都是經過黨的最高權力機構——全國黨的代表大會選舉產生，都是黨心所向、民心所向、眾望所歸。其三，中國共產黨的領袖進行的是一場“接力賽”。圍繞崇高信仰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黨史主題，以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戮力同心、接續奮斗，一茬接著一茬干，一張藍圖干到底，從而有效地規避了西方國家“城頭變換大王旗”“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局面，保証了黨的事業薪火相傳。

（二）具有卓越非凡的特質。由於我們黨的領袖核心是經過獨特的選賢任能機制尤其是經過長期的實踐斗爭礪煉產生的，這就決定和確保了他們具有非凡的優秀品格和卓越素質。一是具有堅定的理想信念。黨的領袖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有著堅不可摧的信念，這是他們堅韌不拔、所向披靡的首要因素。二是具有深厚的為民情懷。黨的領袖都深知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視人民為江山，從而厚植了牢固的執政根基和巨大的執政底氣，有著強大的凝聚力。三是具有巨大的理論創新功力和勇氣。黨的領袖都勇於堅持實事求是，善於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的實際緊密結合起來，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使科學理論產生強大的指導力量。四是具有卓越的領導才能。黨的領袖都具有深邃的馬克思主義歷史眼光、國際化戰略眼光，善於高瞻遠矚、運籌帷幄、指揮若定，有著強大的領導力。

（三）黨的領袖核心的巨大作用。第一，引領方向。黨的領袖是大海航行的“舵手”。遵義會議在中國革命瀕於生死攸關的危急關頭，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思想僵化迷惑的關鍵時刻，南方談話在姓“社”姓“資”的束縛嚴重、難以邁開步伐的背景下，黨的十八大以后在世情、國情、黨情發生深刻變化的大背景下，都是領袖把脈定向、撥正航向，讓中國革命、建設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巨輪穿雲破霧、乘風破浪到達或駛向勝利的彼岸。第二，駕馭全局。領袖具有極強高超的辯証思維、底線思維能力，審時度勢、見微知著，成竹在胸、科學決斷，善於應對和駕馭各種復雜的局面。解放戰爭時期，面對430萬“武裝到了牙齒”的國民黨軍隊，毛澤東和中央軍委針對東北、華東、華北三個戰場的不同特點制定不同的作戰方針，成功進行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使國民黨反動統治覆滅。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習近平總書記率領全黨堅決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破解了“世界之問”。第三，示范感召。中共領袖的自律和家風已廣為人知、傳為佳話，篇幅所限，不再贅述。這裡，謹講兩則感人肺腑、催人淚下的領袖“以上率下”的范例：

其一，毛澤東派愛子上抗美援朝戰場。作為戎馬生涯大半輩子的開國領袖，毛澤東何嘗不知“子彈不長眼睛”“戰場流血犧牲總是難免的”？在革命戰爭年代，他一家已經失去愛妻楊開慧等5位親人，他何嘗沒有骨肉之情？然而，為了保家衛國，他派愛子毛岸英（時任北京機器總廠黨總支副書記）參加抗美援朝戰爭。岸英以身殉國后，周恩來總理曾以報告的形式向毛澤東提出，應將毛岸英的遺體運回國內安葬，毛主席批示：“青山處處埋忠骨，何必馬革裹尸還”。就這樣，父親把兒子永遠留在了他曾經戰斗過的朝鮮三千裡江山。此情此景，何等感人！浩瀚宇宙，泱泱世界，哪個國家的執政黨有這樣的首腦領袖？！也正是領袖以上率下、與人民同樣的付出，才破解了全國剛剛解放、敵我雙方實力懸殊太大即出兵朝鮮的難題，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士氣，才奪取了保家衛國的勝利。（參見：《信仰：我們的故事》，人民出版社2013年7月第一版）

其二，習近平人格魅力的感召。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以民為天、人民至上，“壁立千仞、無欲則剛”，求真務實、動真碰硬，抓鐵有痕、踏石留印，以上率下、從我做起，夙興夜寐、殫精竭慮、“我將無我、不負人民”的優良作風和崇高精神，為全黨全國人民樹立了巍巍豐碑。“其身正，不令而行”。正是習近平總書記人格力量的無聲感召，黨風、政風、民風為之一新。這種無聲的靜悄悄的轉變，就是黨的領袖無與倫比的示范引領的威力。

綜上所述，筆者從九個方面總結分析了百年大黨緣何風華正茂的"密碼"。這個密碼具有鮮明的政治性、科學的真理性、真摯的人民性、嚴密的系統性，是中國共產黨的特質，也是黨長期實踐探索形成的經驗結晶。在邁向波瀾壯闊、未有窮期的新的歷史征程中，隻要我們始終不渝地珍視、堅持、用好這個寶貴密碼，共產黨員將能永葆先進性，偉大、光榮、正確的百年大黨將猶如一輪噴薄而出的朝陽，永遠風華正茂，永葆美妙之青春！

（作者：中共湖北省委原副秘書長、省委政策研究室原主任，法學博士、研究員，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特約研究員）  

來源：荊楚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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