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教授彭富春、熊偉： 向世界傳播新的中國智慧

　　熊偉教授（左）和彭富春教授在工作室裡欣賞他們合作的成果——《論國學》英譯本On the Wisdom of China。長江日報記者何曉剛 攝

　　彭富春教授著作《論國學》英譯版On the Wisdom of China日前由美國學術出版社出版。 

　　前不久，武漢大學彭富春教授的《論國學》英譯本由美國學術出版社出版，該書英文名On the Wisdom of China意為“論中國智慧”。把英譯《論國學》當作一個案例來看，如何更好地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向世界傳播新的中國智慧？本報《讀+》專訪了該書作者彭富春教授和譯者熊偉教授。

　　名列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學術外譯項目”

　　彭富春《論國學》英譯版出版

　　武漢大學彭富春教授著作《論國學》英譯本On the Wisdom of China日前由美國學術出版社出版。該書2018年獲批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學術外譯項目。《論國學》是彭富春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國學系列”（《論國學》《論孔子》《論老子》《論慧能》《論儒道禪》和《論大道》）之一。該書譯者是武漢大學外語學院翻譯系主任熊偉教授。

　　彭富春教授的“國學系列”，以跨文化的視角，融通中外話語，分析了中國古老智慧的本性及其形態，重新詮釋了其思想意義，以激活其內在的生命力，對當代中國思想的建設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為世界了解中國智慧打開了一扇窗戶。其中《論國學》《論孔子》和《論儒道禪》均列入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學術外譯項目。《論國學》的韓文版已由韓國藝文書院出版，英文版由美國學術出版社出版，德文版將由德國伊比登岀版社出版。《論儒道禪》韓文版將由韓國藝文出版社出版。

　　“中華學術外譯項目”主要資助代表中國學術水准、體現中華文化精髓、反映中國學術前沿的學術精品，以外文形式在國外權威出版機構出版並進入國外主流發行傳播渠道，旨在發揮國家社科基金的示范引導作用，深化中外學術交流和對話，進一步擴大中國學術的國際影響力，提升國際學術話語權，讓世界了解“哲學社會科學中的中國”，促進中外文明交流互鑒。

　　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學術外譯項目”要求嚴格，入選者須經專家評審、社會公示並報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領導小組批准，均為我國現當代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或是近現代名家經典。入選之后也絕非“一勞永逸”，譯者要將試譯章節提交審讀，隻有優秀者才有資格正式“操刀”﹔翻譯完成后，還要再將譯本提交數位權威專家匿名審閱，再次被認可后才能提交給國外出版社。

　　《論國學》英譯版譯者熊偉教授是中國翻譯協會對外話語體系研究委員會委員、湖北省翻譯協會理事，曾獲中西部中青年翻譯家榮譽証書。

　　“道”的翻譯有門道

　　中國近代翻譯家嚴復曾慨嘆“一名之立，旬月踟躕”，言“譯詞”之難。一詞雖小，文化卻博大精深。翻譯不僅僅是語言符號的轉換，更是一種跨文化的交流活動。由於文化的差異，一種語言中的“詞/概念”在另一種語言中是否存在？是否能夠找到對應詞？它們的意義是否相同？它們的意義存在哪些差異？這些都構成了翻譯中的困難。

　　“道”，在中國傳統哲學中是一個十分重要但又非常模糊的概念。

　　“道”在中文裡的本義是指人所行走之路，但其在儒道禪三家的內涵卻各不相同。中文的“道”尚且如此捉摸不定，將其譯成英文則更為困難。

　　在《論中國的智慧》（On the Wisdom of China）中，譯者在仔細推敲“道”在儒道禪思想體系中的涵義后，採取了一些不同的翻譯策略，既考慮到“道”在儒道禪思想中的共通意義，又注意到它們的差別意義，力圖在譯文中准確傳達“道”的意義。

　　首先，既然儒道禪思想體系中共用一字“道”，說明三家共享其“道路、方法“的基本意義。英文中的 way一詞也有“道路、方法”的意思。這也成為跨文化理解和翻譯的基礎。據此，譯者將“道”譯為 the Way或音譯為Dao。例如：將“儒家——社會之道”譯為Confucianism——The Way of Society﹔ “道家——自然之道”譯為Taoism——The Way of Nature﹔“禪宗——心靈之道”譯為Chan——The Way of Mind。

　　然而，儒道禪之“道”意義不盡相同，需要不同的譯法以示各自涵義的區分。

　　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奠基人，他在《論語》中很多地方談到“道”，但缺少對其明晰的規定。孔子思想中的“道”主要體現在天道、人道、道理中，可隨不同的語境譯為the Mandate of Heaven, the Course of Heaven, the Way of humans, principles等等。

　　“道”在道家思想體系中，主要意指事物的本原或本體，萬物生成、存在的根本，側重“無”和“形而上”的涵義，因而與儒家之“道”有所不同。道家之“道”是自然之道，具有抽象性或模糊性，故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庄子說道“無為無形”。為此，譯者採用the Way或Tao（不是Dao）兩種譯法，其中Tao特指道家之“道”，以與英文中Taoism（道家）一詞保持一致。

　　禪宗認為自性即佛，明心見性，秉持“無念無住無相”。禪宗之道是心靈之道，側重“無”和“空”的涵義。禪宗的“道”可譯為the Way 或Dao，如“修道”可譯為seek Dao﹔還可譯為practice the Way，但需知它們在禪宗裡的特殊涵義。

　　“道”的翻譯啟示我們，在構建中國文化對外話語體系時，首先需要界定一些重要的基本概念，如“道”“天”“氣”等，明確其內涵和外延，採用恰當的翻譯策略和方法，使之易為國際受眾所理解和接受，從而有效地傳播中國文化和智慧。

　　【訪談】

　　讓中文概念逐步進入西方文化圈

　　讀+：在翻譯《論國學》的過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難？

　　熊偉：最大的困難之一，就是那些名稱、術語、概念應該如何翻譯，比如“道”“氣”“天”等等。

　　中國傳統思想典籍，文約而義豐，是一種高度凝練的隱性邏輯。要知道，“道可道，非常道”，要言說這不可言說之事，還要將其轉化為西方語言高度形式化的顯性邏輯，讓外國人看得懂，這是一個挑戰。為此，我閱讀了大量平行文本，參考了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的翻譯，又找了很多西方漢學家的翻譯作品，逐步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做法。

　　比如“天”，可以譯作sky、heaven、nature，我和彭富春教授商量推敲后，統一譯作Heaven，用大寫，凸顯其在中國文化中的特殊地位，絕非物理意義的“天”，而是兼具自然和神性。

　　再比如“禪”，西方一般根據日文寫成Zen，我就用Chan﹔像這樣使用漢語拼音的地方不少，有時候我還在括號裡標注上漢字，正如現在一些漢譯西方作品裡也會出現英文術語，我的目的是讓中文概念逐步進入西方文化圈。

　　關於“道”的翻譯，那講究更多了，儒道禪三家都使用“道”，但是各自的含義不同﹔為此我設計了3種譯法，對應三個思想體系。

　　這本書足足翻譯了3年，其間手稿積累了有半米，椅子坐壞了一把﹔結果有一點讓我很滿意，一些師友告訴我，他們看原文沒看懂的地方，看我的英文本看懂了！

　　讀+：彭教授如何評價這個英文版？

　　彭富春：我是德國哲學博士，第一外語是英語，我也翻譯過兩本英文書，應該說我對翻譯是不陌生的。

　　坦率地說，我這本書不大好翻譯。熊教授是第四位試圖翻譯我這部作品的人，前面3位都沒有成功，其中有外地高校的外語學院院長，還有的人譯作沒有通過國外出版社的審讀。但是熊教授成功了，我看了他的譯本，感覺非常滿意。

　　僅舉一例，關於書名，其實我最早的書名就叫《論中國的智慧》，出版社考慮到市場的需要，改為《論國學》﹔熊教授又將其譯為《論中國的智慧》，用的是On the Wisdom of China，而非On the Chinese Wisdom，這兩者看似相同，其實有微妙而重大的區別，是兩種語感。書裡這樣的地方很多，熊教授不但英語能力扎實，而且有很好的文史哲功底，所以把握得准確，處理得精當，我對他的譯本非常信任。現在還有幾位譯者和我聯系，想要翻譯我的書，我都告訴他們，我的作品英譯委托給熊教授了。

　　中國傳統智慧既有活著的部分，也有死去的部分

　　讀+：從明清傳教士來華開始，中華傳統思想、傳統文化的西傳已經有幾百年歷史，《論國學》的英譯，在這個“西傳”的版圖上是什麼位置？

　　彭富春：傳教士那個年代，他們翻譯的主要是四書五經等典籍﹔后來我們翻譯出去的，以“史”為主，各種思想史、文化史、觀念史、哲學史等等，其中有很多是教科書﹔我這本《論國學》，主要是“論”，我認為其中有三個特點。

　　一是世界眼光。不是自說自話，而是談大家共同感興趣的，是追求共同價值，是西方人可以理解、會對西方世界有影響的東西。

　　二是中國特色。一定不能搞人雲亦雲，一定是西方沒有、中國獨有的，人家才會對你感興趣。

　　三是個人創新。再不能沿襲古人的說法，要超越古今、超越中西，站在當代立場上，用世界哲學通用的語言來詮釋中國智慧。

　　所以，當我們說把中國智慧傳播出去的時候，請注意，我們是要傳播新的中國智慧，而絕不僅僅是翻故紙堆。

　　讀+：要傳播新的中國智慧，這一點在書中是如何體現的？我記得您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糟粕有很多批判，這些在書中又是怎麼處理的？

　　彭富春：英譯本完全傳達了我對傳統文化或曰傳統智慧的態度：“讓活著的活著，讓死去的死去。”

　　中國的智慧主要表現在儒道禪（佛）的思想當中。儒家主要是主張仁愛天下。它要人如同愛自己的親人一樣而愛天下大眾，因此就有“四海一家”“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之類的箴言。仁義道德成為了中國人做人的基本規范。道家強調道法自然。它認為文明壓抑了人的天性，因此希望回歸自然，讓人性得到自由成長。佛教宣揚悲智雙運，就是要求人們通過心靈的覺悟獲得慈悲和智慧。大乘佛教所具有的菩薩情懷不僅渡己，而且渡人。

　　唐宋以來，中國知識分子都行走在儒道禪（佛）之間，他們的思想也影響了一般大眾的生活、思考和言說，從而陶冶中華民族的氣質、性格和精神。因此可以說，中華民族精神的根本就是儒家的仁愛天下、道家的道法自然和佛家的悲智雙運。這使中華民族不僅不同於西方民族，也不同於東方的其他民族。

　　反過來說，儒家思想不重視個體，人是分等級序列的，人不可能自己規定自己，而隻能被父親和君王所規定。老子否定欲望、工具和技術的意義。禪宗重心不重色，重精神不重物質，重空不重有，重變化不重靜止，輕視了現實存在和生活。囿於心靈自身，心靈就變得空洞、萎縮而無能，導致人們看破紅塵和遁入空門，也就是不能直面人生而逃避世界。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空性的思想蛻變成了虛無主義和頹廢主義。當禪宗只是心靈禪的時候，它就仿佛一種精神致幻劑，隻能逃避世界，自我麻醉和安慰。

　　中國傳統智慧對於我們當代最大的啟示為：在那個天地人的世界裡，人如何思考了自己的存在之道。

　　全盤否定或者全盤肯定中國傳統智慧都是一種極端的做法，並不符合傳統智慧的真實狀況。因為中國傳統智慧既有活著的部分，也有死去的部分。因此，思想真正的任務是去分辨這兩個部分，而且讓活著的活著，讓死去的死去。

　　時代呼喚新的中國智慧。它既要回到傳統，也要走出傳統。新的中國智慧最關鍵的是植根於當下的現實。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也是一個高新技術的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裡，虛無主義、技術主義和享樂主義流行，新的中國智慧必須為克服這些問題提出自己的思想方案。

　　孔子、老子和慧能如果到了今天，面對欲望和技術的洪流，他們肯定會有各自不同的解答﹔同樣可以肯定的是，他們都將是創新者，絕不會因循守舊、抱殘守缺﹔因為歷史上的他們就是革新派，是后來的解讀者將他們的形象和思想變得僵化。死去的孔子隻會講《論語》中的話，一個活著的孔子則會說出我們時代的智慧箴言。

　　讀+：能否舉例說明，新的中國智慧，是怎樣包含了世界眼光、中國特色和個人創新？

　　彭富春：就說“天”與“人”吧。沒有哪個民族像中國一樣注重“天人合一”，這是中國人存在、思想和語言的根據，是人生的最高境界、理想和目的。但天人合一有它的限度，它忽視了天人的差異，同時天人不是平等的。在天人合一中平等和諧只是假象，真實的是天對於人的控制和支配。天人合一實為人服從天。

　　另一方面，西方則是“天人相分”，實則是天服從人。

　　要超越古今中西，提出新的中國智慧，我在書中論述了“天人共生”，這是站在“天人合一”“天人相分”基礎上的命題，契合了時代對於人與人、人與環境、人與自然、人與心靈的思考。

　　新的智慧既不是來源於天，也不是來源於人，而是來源於天人的約定。新的智慧作為天人之間新的游戲規則是天人之約。它是天人共同參與制訂的。這種新的游戲規則對於天和人進行新的規定。天和地既不是支配人的天道的載體，也不是被人控制和改造的對象，而是人類的伴侶和朋友。人既不是天地的奴隸，也不是天地的主人，而是天地的伴侶和朋友。他們是天地人游戲中的同戲者。這就是說，他們是共在者，共生者。天人不僅共同制訂此游戲規則，而且共同遵守此游戲規則。根據此規則，他們共同去游戲。在此游戲中，天人共生，且生生不息。

　　作為新的中國的智慧，天人共生將開辟人類歷史的新的道路。（李煦 熊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