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詩抗疫 格高意遠

初識魏先生開功是在仲夏時節，一個輕風細雨的日子，經朋友引薦，在先生的工作室裡我們第一次相見。先生乃我省素有“才子縣”之譽的天門人，是享譽湖北書壇多年的知名書法家。而先生給人的第一印象是，文質彬彬，風度翩翩，學識淵博，談吐儒雅，虛懷若谷，平易近人。工作室裡，自然是被先生的書法所吸引，所陶醉。先生的書法作品飄逸俊朗，大氣天成，藏巧於拙，蘊秀於雄，望之儼然有古風，近之舒卷含靈氣，不拘俗格，自成一家。

漢字書法，是我們的國粹，源遠流長，可以說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觀。我們說的書法，是漢字的書寫藝術，漢字是人類文明史上唯一走過七千年滄桑的文字。文字的出現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相傳蒼頡造完字，“天雨粟，鬼夜哭”。當人類還處在自然圖騰的蠻荒文明時，我們的祖先卻已經完成了劃時代的文字文明創建。中華民族是世界上唯一的幾千年一脈相承堅持以文立國的民族。這個“文”，古語的意義可大了。金文篆文的文字，是一個雙手抱胸的人，這還是簡化過的，甲骨文中的文，是一個在胸上畫有畫紋的人。甲骨文中的文字，是對人的美化，文飾，文化。所以自堯舜禹湯文武一脈乃至唐宋明清歷朝歷代的聖王們，莫不以文化為榮，莫不以文化為立國的根本。文化，以文而化之，重在化，以文而教化，以文教民、化民。這一點，漢語的文化比西方人的文化的內涵要深刻得多了。而文字、文章(文學)、是中國傳統意義的文化最重要的表現形式。古代科舉取士，就是以文章取士，包括文章的內容和書法水平。現代我們鄙薄科舉，因為我們現在要考語數理化外，語文也只是語言文字能力。如果古人泉下有知，肯定要罵我們這不屑子孫的愚鈍了。科舉取的是士，是御人的，當然要看文章了，文章體現的是道，是化民之道。現在高考取的是工、是匠，是“奇巧淫技”，充其量是術而已矣。兩者要求自然不一樣了。

魏開功先生，少年好書法，壯年成文章，平生樂詩詞。書起龍蛇，文彰錦繡，詩詠天真，才通古今，識究天人。中國也是一個詩的國度，而且是世界文明史上唯獨一個擁有三千年以上書面詩歌史的民族，古希臘的荷馬史詩，古印度的奧義書都是口頭史詩。中國就不同了，我們的書面文字詩歌可以追溯到殷商以前。而且從內容到形式，如詩經的風、雅、頌、賦、比、興，至今也基本上是在這個范圍內，是我們民族的驕傲。在中國古代，詩是文章的正宗，孔老夫子的“詩三百，一言蔽之，曰：思無邪”、“不學詩，無以言”、“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的論詩觀點，是我國詩歌文章的圭臬。至於《禮記》中“志之所至，詩亦至焉”，《尚書》“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的論說，相信孔子也深受影響。自古以來，詩詞是我們民族文化精髓，也是生民代代傳承的一種生活方式，從詩經楚詞、漢賦與樂府、唐詩、宋詞、元曲、明清聯，幾千年一脈相沿，大到天下家國的興衰存亡小到人生際遇喜怒哀樂，從禪機哲理的感悟到山川風月的娛情，從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到販夫走卒野翁老嫗，一部中華民族的文明史就是一部詩史。詩人的良知和責任，詩人的胸襟和才智，詩人的藝術和技巧，決定了人詩的內容形式及其有機統一下的藝術感染力，使詩成就“文化”的功用，也使詩成為千秋萬代不可“須臾離之”一種社會治理的有力工具。

作為藝術家、詩人的魏開功先生，以自已敏銳的洞察力，高度的使命感，執著的藝術精神，長期以來並不是止步於自己書法藝術的成就，也鐘情於詩歌藝術的探索與追求，佳作連篇，多見於報刊雜志，而且能融詩書於一體，堪稱別樹一幟。時下一些書法家戓者為滿足世俗的需要，或者善書而不為文，於是一些俚言俗語充斥廳堂，而魏先生則走的書以載文，文以載道的路子，他的書法作品多以自己的詩詞為主，因此，能巧妙地把形式和內容有機地結合起來，實屬不易。庚子年初，一場世紀災難，新冠肺炎橫掃全球，將全人類拖入恐慌之中，不屈的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在與疫情的抗爭中，奇跡般地取得抗疫斗爭的偉大勝利。對照仍在掙扎中的列強，想當初雲橫三楚，霧鎖兩江，妖虫肆虐，舉世驚惶。是上下一心，眾志成鋼，雖歷經苦楚，但贏得今日不易的局面。魏先生封城不封筆，揮筆抗疫情，堅持每天一幅作品，“詩書吶喊助前方”。以藝術家的視角用藝術記錄了這場史詩級的偉大斗爭。《魏開功先生抗疫詩書選》，是湖北省詩書界的一樁佳事，也是對這段刻骨銘心的歷史的尊重。翻開散發著油墨香馨的詩集，展現在眼前的是那些難忘的日子，是詩人心胸與情懷，是詩的藝術對民族精神的再現。

抗疫期間，魏開功先生寫了近體詩20余首，詞10余首，對聯10余幅。針對這樣一場偉大的斗爭，作者以敏銳的藝術洞察力，以嫻熟的藝術表現手法，以廣闊的胸襟和細膩的情感，取材廣泛，形式多樣，既展現了舉國上下氣吞山河的抗疫壯舉，又表達一往無前的必勝信念，既有對英雄事跡的贊美謳歌，又有對人民生活的深切關注同情，既有銅板金樽式的氣勢恢宏，也有淺呤低唱式的纏綿悱惻。一而再再而三地呤誦，在這硝煙並未遠去的日子，更能引起對庚子春天不堪回首的追憶，更引起無限的思索。

文化的核心是文章，文章的濫觴是詩，詩是人類生活的再現，是人類美好生活的再現，人類的生活本身是詩，是詩的靈魂。詩人必須面對生活，發現生活中積極向上的美，表現健康進取的生活是詩的生命力所在。唯其如此，詩才能體現出它的文化作用，才具備萬世不竭的生命力。古往今來，偉大的詩人，偉大的作品莫不是以偉大的題材傳之於世，這個題材必須表現服從於民族精神。有了這個靈魂式的題材，才有藝術的形式，才有藝術的表現手法、技巧。魏開功的詩詞最難能可貴的地方：一是選擇抗疫斗爭的偉大題材，二是採用的是最具民族特色傳統形式——詩詞聯，三是詩人深厚的藝術素養和精湛的藝術表現手法。

站在我們民族千秋萬代薪火相傳的歷史滄桑中，感讀抗疫詩詞選，我們引以驕傲的是我們華夏民族的文化自信。自信來自於哪裡？來自於千秋一統，來自於不屈不撓，遇難愈強，遇挫愈強，遇逆愈強，來自於“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與“國家興亡、匹天有責”的上下一心，其利斷金的責任擔當與獻身精神，來自於七千年前對天地山澤水火雷風的洞察、五千前對文明的創建，三千年前華夏一統的認同，來自於無數仁人志士對天下家國的文化傳承。反觀世界，印度也好，埃及也好，巴比倫也好，希臘也罷，那裡的先民也曾建立過燦爛的文化，然而他們的子孫早已與外來的種姓融合變異，要麼銷聲逆跡要麼落后於世界潮流，唯獨中華民族一脈相傳“風景這邊獨好”！庚子之春，這場曠世災難面前，我們民族在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萬眾一心，以不屈的精神，高昂的斗志，自覺的自律，無私的奉獻，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有智的出智，又一次譜寫一曲史詩級的英雄壯歌。反觀世界上那些到今天掙扎在災難之中的現代化國度，以無政府主義掩蓋野蠻，以政治利蓋蔑視生命，以資本嗜利侵蝕人權，以自由代替愚昧，導致五洲蒙難，四海呻呤。作為詩人藝術家的魏開功先生，在災難面前，以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和責任心，以筆抗疫，以詩抗疫。“無技醫人宜振己，詩書吶喊助前方”，寫出了千千萬萬江城兒女在各自的崗位與天奮斗、與地奮斗、與疫奮斗的真情實態。“莫道艱辛難勇士，櫛風沐雨自擔當”、“戰地無煙生死以，裹尸馬革足風流，兜鍪臥膽施奇計，不破樓蘭誓不休”……以飽滿的熱情謳哥了抗疫英雄的感人事跡。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庚子春耕二首》其一，“晴陰一夕轉春霖，痛煞農人望歲心。雨過白田耕種日，萬家愁緒入雲深”，達到了極高的藝術水准。再如《青玉案》中，“江城浪涌飛花雨，怎料是，春愁處，庚子無辜遭毒霧，城中民眾，眷中親故，咫尺天涯路”，以現實主義的筆調，細膩的情感記錄了疫區人民的苦難，寄予了無限的同情。從疫情爆發開始，面對舉世惶恐，舉世責難，詩人對抗疫斗爭充滿信心。“更有雄心驚四海，他時定可蕩殃災”（《庚子新正感賦》），“閉戶在家獨遣懷，一年春景無人賞。梅花落盡百花開，滿紙生機筆下來”，以飽滿的熱情，激勵疫區人民，對抗疫斗爭的勝利具有堅定的信念，具有濃厚的革命英雄主義和浪漫主義色彩，充分體現了正能量。

站在民族文化的傳承的視角，來感讀抗疫詩詞選。作者選用詩、詞、對聯這三種體裁來記述抗疫斗爭，也是別出心裁的。詩是“文化”的主流，《毛詩序》的觀點是，“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詩是所有文學體裁中最早出現的，如果把《呂氏春秋》記載的“候人歌”算作是我國最早的文字詩，距今有四千年了。此后作為文學主流的詩，一代代傳承下來，雖然代有變遷，但詩以其文學與文化的功用，始終是詩的精神所在，所以不論現代社會如小說、影視、這種職業化的文學作品如何繁榮，卻取代不了詩的“自覺、覺他”作用。唐詩、宋詞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兩座豐碑，也是世界文學史上獨有的奇觀。唐詩、宋詞不朽的魅力所在，是以“袖珍”式的篇幅，抑揚頓挫之音韻，可以誦可以唱，既可以摹寫風花雪月兒女情長，又可以抒發天下家國壯志豪情，為人們所喜聞樂見。而對聯，自明清乃至今日，自民俗乃至朝堂，更是一種雅俗共賞的文化形式。詩人這類體裁描寫抗疫斗爭，則更重於民族文化的傳承。詩詞對聯都有規定的格律。格指格式，律指音律，即音調，聲韻。實際上包括字數、句式、平仄、對仗、乃至篇章的起、承、轉、合，由此再落實在字法、句法、章法上。魏開功先生是書法家，對書法的筆法、字法、章法當然是輕駕就熟，而站在一定的高度詩書兩者是相通的。細品抗疫詩詞，深深感受了先生從平仄音韻到字句文章方方面面深厚的藝術功底。如《致抗疫白衣天使》：

楚天黃鶴任翱翔，怎奈妖風肆虐狂。

秉德澄懷除疫勇，懸壺濟世救民忙。

白衣報國千山動，赤子施醫萬戶康。

心系蒼生生死以，凱歌同奏戰旗揚。

詩以抒情為總基調，但之所以為詩，語言上貴在精練而意味深長，含蓄而瑰麗，句法上當然平仄起伏，音韻悠揚，對仗工穩，節奏明快。章法上起承轉合，層次分明。本詩首聯“楚天黃鶴任翱翔，怎奈妖風肆虐狂”，以楚天黃鶴起興，點出怎奈妖風肆虐的立意，開頭自然大氣，引人入勝，為后文留下足夠的發揮空間。頜聯寫自衣天使敢赴國難，驅除妖風之勇，救民水火之忙，一個勇字，一個忙字，是練字的功力體現，秉德澄懷與懸壺濟世，除疫與救民，勇與忙，對仗工穩，這是把澄字動用，也點全句之睛，把白衣戰士摒除雜念，一心抗疫的高尚情懷寫實了。邏輯上是對怎奈妖風肆虐的承接。頜聯從容不迫，敘述自然，針對首聯的“狂”，自然過渡到“勇”與“忙”。頸聯“白衣報國千山動，赤子施醫萬戶康”，白衣與赤子，報國與施醫，千山對萬戶，動對康，很工整，內容上是轉折，是對前兩聯內容的轉，千山與萬戶，氣勢又是不凡，轉折不見痕跡，邏輯上是“勇”與“忙”的必然結果。尾聯“心系蒼生生死以，凱歌同秦戰旗揚”，是全詩的合，是總結，但結尾高度摡括了白衣戰士心系蒼生，置個人生死於不顧的偉大情操，贏得凱歌同奏，戰旗飄揚的宏偉場景。全詩平仄音調准確，採用七陽平韻，也是別具匠心的選擇，陽韻多用於這種慷慨恢弘的作品，便於情感的張揚，是一篇上品佳作。說實在話，現在有些人，借不以辭害意的幌子，把格律不當一回事，我是不同意的，你寫打油詩、自由詩、順口溜也可以有佳作，但不能以律詩不守格律。象魏開功先生這樣嚴謹的治學態度，實屬難能可貴。再如對聯：

白雲裊裊，枝頭春意鬧﹔

黃鶴翩翩，江上暖流生。

傳說蜀后主孟昶寫了第一幅春聯，“新年納余慶，佳節號長春”，此后，對聯尤其明清以后，成為大江南北、長城內外乃至全世界有華人的地方，都無處不在無人不賞的一種文學體裁。對聯是以對仗為基本手法的詩的一種變格，強調音調對仗，詞性對仗，由上下聯構成一個完整的藝術品。對仗的手法，可以追溯到詩經以上，先秦諸子文獻中已經比比皆是了。魏開功除了寫抗疫詩詞外，還寫了十幾副對聯，雖然大多短小，但確是精干。例中“白雲”與“黃鶴”，是工對而且寓指江城武漢，“裊裊”對“翩翩”，對仗工穩的同時更是栩栩如生。“枝頭”與“江上”，雖然枝與江在單字平仄上存在微瑕，但不害整體對仗。“春意鬧”與“暖流生”，是工對，而且一個鬧字、一個生字，賦予了作品的動態感染力，堪稱佳作。

魏開功先生幾十年筆耕不輟，治學嚴謹，才能夠在創作中，從體裁的選擇到格律的遵循，嚴守格律不拘於格律，傳承中有創新，實屬難能可貴。

再從文學批評的角度，看其作品的藝術表現手法，體悟其抗疫詩詞的意境與格調。中國的詩詞，從形式上結合漢字的規律，具有講求音調、音韻、整齊丶對稱的特點，而本質上最具特色的是意境與格調。無上妙品的詩詞無不是意境與格調的高度統一。有意境而無格調，有格調而無意境，都稱不上好的作品。意境簡單地說就是意識的物境。是作者主觀意識與客觀物象有機相融而生成的藝術境界。意境是中國詩詞至善至美的追求。劉勰說“思理為妙，神與物游”，就是講意境的妙處。起源於資本主義文藝復興以及工業革命背景下的西方藝術，講求的物理實証、個人情感的自我釋放，以至於歇斯底裡。中國藝術講究文化，文而化之，是給別人看的，不是自我渲泄，因此追求意境，而意境的極至是含蓄、是似與不似，是弦外之音，象外之象，言外之意，讓人有余音繞梁三日不絕之感。魏開功先生在意境的創造上，具有深厚的底蘊。如“歲歲花開萬紫紅，今時不與往時同。石階滴破花含淚，楊柳湖邊月下空”（《庚子立春夜》）。這是一篇絕句佳作，不用說起承轉合音韻平仄，巧妙之處在於意境的創造，庚子立春時節，千萬人口的都市，毒風呼嘯，淫雨連綿，門關戶閉，路斷人稀，魔鬼猙獰，黑色恐怖。在這一個國難面前，作者用短短二十八個字，尾尾道出萬紫千紅時節，今昔對比以后，一句石階滴破花含淚，楊柳湖邊月下空。花含淚，月下空，一個破字，一個空字，字字珠璣，寄托了無限的深思，給讀者留下無限的意境，余味雋永，是佳作。

格調，通俗說也近於現代俗語格局。是指作品的立意與氣勢。中國詩詞進入漢以后，與樂府結合，形成了以歌唱為主表現形式，至南北朝則詩詞多出於教坊，唐宋則達到高峰，宋以后，隨著雜劇的發展，詩詞則逐漸淡出歌壇，而止於呤誦了。宋以前詩詞的演唱多以女性歌妓為主、娛樂為主，詞調婉轉纖細，內容多是談情說愛，在宋代形成婉約為主的詞風。但在這個主流下，也有一代梟雄如曹操、有唐一代的邊塞詩人及李杜等群星，至宋代開一代詞風的蘇辛，追求聲震千秋、氣吞萬裡的豪放詞風。詩詞的格調取決於作者志向、胸襟，品味、題材、時勢。一個胸懷天下的人志存高遠，他的作品肯定是“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是“大江東去”，是“氣吞萬裡如虎”，是“壯懷激烈”，是 “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一個以天下家國為己任的人，當然也不會沉迷於花前月下兒女情長了。魏開功先生在國難面前，以一個知識分子高度的自覺和責任感，沒有退縮、沒有恐懼，沒有牢騷，沒有怨天尤人，而是以自己的詩為抗疫斗爭吶喊助威，以豪邁的情懷，喊出了民族不畏強暴、敢於斗爭、敢於勝利的精神。“談笑古今愁消盡，自信中流砥柱，九萬裡鯤鵬正舉，破霧穿雲騰巨浪，賴人和，地與天齊助，待曉日，擊金鼓。”（《賀新郎》）。笑看古往今來，隻有在黨的中流砥柱下，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之路，正如鯤鵬展翅，一飛沖天，穿雲破霧，扶搖直上九萬裡，天時地利人和，三才並吉，眼前這小小疫情，豈足道哉，待明天，妖風蕩盡，我們鳴金收兵！作者以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以如椽的巨筆，展現氣勢恢弘的場景，讀來精神為之一振，是一篇格調崇高的佳作。再看“閉戶宅家獨遣懷，梅花落盡百花開。一年春景無人賞，滿紙生機筆下來”（《步韻蘇大春詩一首》）。好一句滿紙生機筆下來！記錄了在封城時刻，萬眾宅家，謹遵命令，一心抗疫的苦痛生活，作者沒有象那些沒有責任心的作家，滿紙荒唐言，相反，是滿紙生機從筆下而來，是樂觀的生機，是抗爭的生機，是必勝的生機，是生命之機！魏開功先生的抗疫詩詞，格調高雅，立意深遠，玩讀之下，令人感憤。

詩書文學我是外行。兒時無限崇拜詩人，可惜工作后幾十年在辦公室裡、實驗室裡度過，虛度幾十年，一事無成。然而讀書讀詩的習慣還是保持著。讀了魏開功先生的詩，感動不已，外行說了這麼多外行話，權當外行無畏吧。病毒的幽靈被我們趕走了，但仍然在地球上飄蕩。作為一個武漢人，每每回想起那段刻骨銘心的日子，依然不寒而栗。當今世界不平靜，我們仍然需要警鐘長鳴，需要枕戈待旦，需要以飽滿的熱情去贏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庚子年甲申月辛卯日初稿於北京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