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隔离病房的医生和他被感染的妻子

“这是我们医生义不容辞的事情”

1月18号，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肿瘤中心年轻医生谷飞飞接到了支援感染科隔离病房的电话，被告知肿瘤中心要成立一支志愿医疗队支援本部，是否能够参加。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虽然不是感染、呼吸等一线科室的医生，但自从疫情发生以来，他一直密切关注事态进展。这时候收到支援电话，说明情况已经到了万分紧急的地步。他希望能为防疫作一些自己的贡献，这样心里才会踏实。

接电话的时候谷飞飞正在家里。他不想隐瞒，将情况告诉家人，结果大家都很支持。特别是谷飞飞的妻子。她也是医生，更多了一层理解。那天她特意对他说，“这就是我们做医生义不容辞的事情，这个时候就必须得上，你自己做好防护，家里边的事情我会处理好。”

当时是18号的中午，到了下午3点，包括谷飞飞在内的首批8名支援医生就开始接受相关培训，当天即进入病房。隔离病房内的患者都是经过发热门诊筛查，属于确诊或高度疑似。医生需要负责患者病史采集、选择检查方法，制定治疗方案，甚至包括病情沟通以及心理安抚。工作量相当大。开始工作后，谷飞飞和同事们每天连轴转，忙得连吃饭的时间也要争分夺秒。

心咯噔一下就凉了

1月20号，晴天霹雳袭来的时候，谷飞飞正在工作。那天，妻子打电话告诉他，自己出现了发热的症状。谷飞飞当时正在病房，眼前就是新冠肺炎的患者。他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是心咯噔一下就凉了。他知道妻子也是医务人员，平常极有可能接触到相关患者，在这个节骨眼，发热非同小可。他叮嘱她马上做一个CT检查，等拿到片子一看，顿时傻眼，CT提示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家里有老人和孩子，孩子甚至还没断奶。他不敢设想要是他们也被感染该如何是好。谷飞飞强行镇定下来，马上安排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家人都做CT检查。不幸中的万幸，没有其他人感染。

谷飞飞的妻子是长江航运总医院的肿瘤科医生，科室在此之前曾经接诊过一位后来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他怀疑妻子就是那时候被感染。好在她的症状尚轻，按照当时的治疗意见，只用在家自我隔离。

与其回家照顾我一人，不如在病房照顾更多人

很快科室里就知道谷飞飞妻子确诊的消息了。考虑到他家里只有老人孩子，妻子也需要照料，科室领导找到他，告知可以提前结束支援。谷飞飞一下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隔离病房的工作自己刚刚熟悉起来，眼看着疫情汹涌，病患疾苦，自己正是发挥作用的时候，怎么能够这时候离开？可另一方面患病的又是自己的至亲爱人，他又如何能轻易放下。他打电话和妻子商量，真是有些举棋不定。哪知道妻子明白原委后，毫不犹豫地支持他留在病房。她说自己目前情况尚可，除了咳嗽发热，没有胸闷、呼吸困难等症状，并不需要太多照料。反倒是病房里的病人更需要他。谷飞飞到现在还记得妻子说得话，“大难当前，你在一线更有意义，与其回家照顾我一人，不如在病房照顾更多人。”

除夕夜和时间赛跑

谷飞飞于是继续留在抗疫一线。到了1月24号，按照武汉市的统一规定，病人需要集中管理，谷飞飞又要和同事们一起将病人全部转运到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他们需要克服救护车少、病人多，危重症患者比例高等各种问题，可以说是和时间赛跑。他还记得那晚的最后一个病人是一位74岁的老人，病情非常严重，需要一路高流量吸氧。等到了红十字会医院门口，氧气已经告急，患者出现血氧饱和度急剧下降的情况。他们火速推着患者进病房，紧急征用呼吸机，又四处找人调试仪器，等到终于将患者从生死边缘拉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凌晨2:41。

那段时间，谷飞飞一直租住在医院附近的酒店里。等到他精疲力尽地回去休息，才想起来除夕的夜晚就这么过去，已经是大年初一。

你要是下来，CT我就不在这儿做了

在家隔离一周后，妻子的病情突然加重。连续两天发烧，最高的时候达到39度6。谷飞飞赶紧安排她在协和医院复查CT。她当时发着高烧，一个人来医院检查。谷飞飞申请好了检查单，准备送过去时妻子却不答应，害怕病毒传染。他只好在隔离病房的三楼走廊上等着她走过来，妻子让他将检查单丢下来就行。两个人四目相对，他发觉妻子瘦了很多，也憔悴很多。他于心不忍，坚持要求出来陪她做检查。妻子坚决不答应，一开始拗不过他，最后说“你要是下来，CT我就不在这儿做了。”他才只能答应。

CT复查的结果果然不太乐观，病灶已经明显变大。妻子随后开始在长航总医院住院治疗。这以后他去送过生活用品，在隔离病房外两人又远远地见过一面。从那时直到现在，两人就只在电话里见过面了。

孩子好像不认识我了

自从开始支援，谷飞飞就没有和孩子接触过。妻子确诊后，也严格隔离。七个月大的小孩只好强行断奶，由奶奶照顾。有一天奶奶给谷飞飞打电话，说孩子奶粉快吃完了，网上买的一直不到货，必须补充。他下了班急忙去超市。买到奶粉后开车送回家。他只敢把奶粉放在门口，打电话让母亲出来拿。当时他站在走廊里，离家门口大概5米的位置。母亲开门拿奶粉的时候，将孩子也抱在怀里。这是他进病房以来第一次和孩子面对面相视。让他有些难过的是，孩子好像有些不认得他了。他记得前些时候孩子只要看到他，一定会伸手要抱。哪知道半个月没见，已经开始陌生起来了。下楼的时候他有些难过，可也只能宽慰自己，等疫情结束，一切都会好的。

做了最坏的打算

妻子住院后，谷飞飞每天都会了解她的情况，以他对病毒的了解，这时候不免心乱如麻。他坦言当时心理压力非常大，忙的时候可能还不觉得，一门心思扑在病人身上也不及想它，可一旦稍有空闲，心里就会完全被对妻子的挂念填满。刚住院的时候，妻子非常虚弱，有时候连视频对话也没有精力。他在病房联系不上，只能干着急。当时正是疫情暴发最艰难的时期，确诊病人数量和疑似病人数量每天攀升，医务人员感染、牺牲的消息也不断传来。他甚至做过最坏的打算，就是万一妻子不行了，自己也感染牺牲，孩子该怎么办。想到父母年事已高，谷飞飞甚至开始琢磨孩子该托付给谁。

好在灰暗的心情只是一闪而过，随着四面八方的援助纷至杳来，他开始觉得眼前有了曙光。特别是当他发现其实许多同事都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却没有一个人退缩或者是畏惧时，他觉得大家真的都是义无反顾。他耳闻目睹，于公于私，都从中感受到了战胜疫情的力量。

我和孩子等你回家

经过一些日子的治疗，妻子的情况终于开始好转了。肺部ct提示病灶开始缩小。这是最让他感到高兴的消息。与此同时，2月1日，为期两周的支援告一段落，随着第二批、第三批支援人员的到来，包括谷飞飞在内的第一批支援队迎来了换岗休息的日子。他们开始整体移出病房，在指定酒店接受为期两周的隔离。正月初十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谷飞飞笑言，一个人在酒店隔离，一个人在病房隔离，这实在是一个最特殊的纪念日。

2月14日，不出意外，也是谷飞飞结束隔离的日子。他准备当天要好好和妻子聊聊，多鼓励一下她。他笑，太肉麻的话应该说不出口，能想到的就是说：“你好好养病，我和孩子等你回家。”（金雨蒙 协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