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书合一 独标高旌——略论吴丈蜀先生的诗书艺术

“旧瓶装新酒”——吴丈蜀先生的诗观与实践

1、多用《中华新韵》，极少用《平水韵》

《平水韵》是由其刊行者刘渊原籍为江北平水（今山西临汾）而得名。《平水韵》依据唐人用韵情况，把汉字划分成106个韵部（其书今佚），是更早的206韵的《广韵》的一种略本。每个韵部包含若干字，作律绝诗用韵，其韵脚的字必须出自同一韵部，不能出韵、错用。清代康熙年间，后人所编的《佩文韵府》把《平水韵》并为106个韵部，这就是广为流传的平水韵。《中华新韵》18韵是按照现代汉语规范化读音用韵而为旧体诗作者编写总结的一套“新韵”，采用更加符合现代汉语发音习惯的“宽松的押韵”即宽韵（该18韵为平声，上声，去声，取消了入声，与原18韵平声，仄声，入声有一些区别）。

关于用韵的问题，有的人主张用《平水韵》，有的人主张用《中华新韵》，莫衷一是。朱光潜、贺敬之、钱玄同、李渔等坚持写旧体诗要用新韵。朱光潜说：“中国旧诗用韵法的最大毛病在拘泥韵书，不顾到各字的发音随时代与区域而变化。我们现在用的韵至少还有一大部分是隋唐时代的，这就是说，我们现自用韵，仍假定大半部分字的发音还和一千多年前一样，稍知语音史的人都知道这种假定是荒谬的。”钱玄同在《新青年》里骂得更痛快：那一派因为自己通了点小学，于是做起古诗来，故意把押“同”“蓬”“松”这些字中间，嵌进“江”“窗”“双”这些字，以显其懂得古“东”“江”同韵；故意把押“阳”“康”“堂”这些字中间，嵌进“京”“庆”“更”这些字，以显其懂得古音“阳”“赓”同韵。全不想你自己是古人吗？你的大作个个字能读古音吗？要是不能，难道别的字都读今音，就单单把这“江”“京”几个字读古音吗？这理由是无可反驳的，诗如果用韵必用现代语音，读的韵，才能产生韵所应有的效果。我支持使用新韵，但不希望初学以此为由放弃学习古韵，只有通达古韵的人，才有资格谈论音韵改革，才能对诗词韵律有真正深刻的了解，才可以自在地使用新韵。

李渔在《诗韵序》说：“我既生于今时而为今人，何不学关雎悦耳之诗，而必强效绿衣鹑奔之为韵，以聱天下之牙而并逆其耳乎？”

吴丈蜀先生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时，受其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先生谙熟古代声韵，但却主张写旧体诗用现代的新韵，并且付诸创作实践。先生说:“我写诗词基本上用现代的新韵，也有少数用平水韵。”如他的五律《游兰州白塔山》：

来寻幽胜地，缓步上高层。

厅起三台峻，楼开完景明。

凭栏迎旭阁，放眼望河亭。

黄水东流去，青天一塔擎。

若以平水韵论，“层”属下平十蒸韵，“擎”属下平八庚韵，“明”、“亭”则属下平九青韵，它们不在一个韵部，显然出了韵，不合用韵之规则。若以新韵论，则属十七庚青韵，完全合韵。又如《夜上伏龙观》：

宝观今来黑夜登，山川夜景更空灵。

灿明烛火观鱼嘴，汹涌波涛听宝瓶。

指点南桥通闹市，依稀玉垒挂繁星。

蛟龙伏处遗滩在，如殿微光看李冰。

“灵”、“瓶”、“星”“冰”，四个韵脚属新韵十七庚青。按平水韵论，前三个韵脚属下平九青，最后一个韵脚属下平十蒸，相邻的两个韵部押韵，也属出韵。先生作诗时，“对旧读入声字，仍作入声字使用，不按现代语音改变声调”，这一点，却令人不解。在此不多赘叙。

作旧体诗用新韵，归纳起来，主要原由：一是字的发音随时代和地域变化而变化。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就有各自的韵书。现代人的发音与古代的人是不一样的，现代人按古代人的发音去读旧体诗大可不必。现代人用平水韵写诗给现代人吟诵也绕口饶舌，不合时宜。二是新韵“每个韵部包括的字数远比平水韵多，使用起来方便”（吴丈蜀 语）。三是用新韵写诗，要通达古韵，没有继承就谈不上创新。这些大概是吴丈蜀先生写诗基本上用现代新韵的原因。

2、近体诗创作突出的口语化倾向

通常“口语”是人们日常社会生活中交流的非文字的语言，将其行之于书面变就成了书面语，其实书面语已经不同于原来的口语了。正像画画“画到生时是熟时”一样，此时的“生”已非原来最初的“生”。我们所说的“口语”应该称之为广义的“熟语” ，决不是“口水” 。以口语入诗，始于《诗经》。以口语入律诗始于杜甫，如“经过自爱惜，取次莫论兵”（《送元二适江左》）。中唐时，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的诗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以口语入诗。晚唐，在律诗中具有突出的口语化创作倾向的是杜荀鹤和罗隐，其特点就是常以俗语入诗。中晚唐律诗的口语化只是一种倾向，但并没成为一种风尚，真正成其气候，成为一种很明显的诗体风貌应该在宋代。

口语化的表现为：一是不事雕琢，如清水出芙蓉，采用白描的手法；二是将日常生活中的方言、俗语直接化用到诗中。

元明清时期的近体诗，口语化倾向承袭唐宋，更趋市井化。

中国历史进入近代后，中国传统文化受西方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逐渐形成了浩浩荡荡的通俗化思潮。这股思潮也弥漫于诗坛。就旧体诗而言，无论是诗界革命中的黄遵宪，文化改良运动的中胡适，还是当代的聂绀弩、曾少立等，无一不受其影响。因此，在他们的创作中，既有唐宋律诗口语化倾向对他们的影响，又有打上了通俗化思潮的时代烙印。

吴丈蜀先生身处这个时代，自然而然地受一时风的熏染。毫无疑问，先生也受到了唐宋律诗口语化倾向的沾溉。先生是从30年代开始创作近体诗的，70年代至90年代是其近体诗创作的高峰时期。他的五言律诗，清淡超逸；七言律诗，平易自然；七言绝句，飘逸洒脱。但都呈现出突出的口语化倾向，其特征：一是不经过提炼或变形的日常“说话”直接入诗。二是放弃了惯用的隐喻、象征等修辞手法，采用白描，基本遵循单线结构叙事。三是直接描绘日常的、琐碎的生活场景，亲近生活。如：“三百年来天地改，热风吹絮落纷纷”（《七律·昭陵》） ，“艰难生长夹岩间，一干亭亭对万山。风雨百年经考验，此君可敬不须怜。”（《七绝·千山可怜松》），“倔性生根岩石上，一年能抗四时风”（《七绝·赞黄山松》），“个体经营干劲高，刮风下雨不辞劳。晚来小吃摊林立，半夜三更有夜宵。”（《新成都竹枝词·七绝八首之一》）等等。这些诗和诗句，语言通俗，没有生僻怪字，没有华丽的辞藻，纯用白描，极具口语化特征。